杨聃
从时尚的角度来看，美国比欧洲更好地拥抱了20世纪20年代。
当时尚遇上美国青春期
霍格沃兹魔法学校的“粉丝”终于能放下对奥斯卡的执念了，经过历年来“哈利·波特”系列前8部电影的12项提名，《神奇动物在哪里》终于打破了与拿奖失之交臂的魔咒，将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收入囊中。
虽然整部电影用了3500多套戏服，但戏服设计师柯琳·阿特伍德（ColleenAtwood）对于主角的部分有点过于“吝啬”了，尤其是“小雀斑”饰演的纽特·斯卡曼德从头到尾只有一套衣服，幸好衬衣、马甲、西裝、大衣够繁琐，时不时可以脱一脱。可要做一套让观众连续盯着看一个半小时都不会烦的衣服还得有点儿特点。
要知道数神奇动物多少带些隐隐的荧光色，阿特伍德的首要任务就是让斯卡曼德尽量和它们在画面上保持和谐。“当然不能让他穿得花里胡哨，违和地站在20年代的纽约街头，那就太过了。”阿特伍德对《Deadline》说。为此，她在蓝色的羊毛外套里先掺了大量的绿色，又搭配了一点点褐色，这样一方面在不同的光线下衣服看起来会有些微妙的变化，另一方面即便他和神奇动物或者一群身着黑色和海军蓝的路人同框，也不会显得突兀。
据说在为斯卡曼德这个角色定妆时，小雀斑试了无数次衣服，就为了让他的外套看起来有一点点拘谨地不合身，来增强其格格不入的特质。阿特伍德在此之前获过三次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和八次提名，从早期的《剪刀手爱德华》，到《断头谷》和《爱丽丝梦游仙境》，她擅长把魔幻主义需要的想象力加入到现实背景中。这次“部分年代正确”的衣橱也不例外。
“那是帽子的全盛时期，女士们戴钟形帽，男士们戴高顶宽檐软呢帽或者小礼帽，应该说不同阶级的人戴不同类型的帽子。”阿特伍德保持了钟形帽正面效果，在帽子的后面动了点“手脚”，他说：“我把它做了扭曲处理，就像传统的女巫的帽子那样，呈现出优雅的蜿蜒感。”她还把本应厚重的外衣改成了轻盈的版本，让它们像斗篷一般摆动。“为这类电影设计服装得稍微置身事外一点，再借用那个时代。其实这也正是电影的一个功能之一，让时间流传。”
此次获奖让阿特伍德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因为“哈利·波特”系列一直延续着既定的魔法风格，她认为可能导致《神奇动物在哪里》获奖的变化是J.K.罗琳把故事背景设置在了20世纪20年代，这让整个视觉效果都不同了。
看看近5年来的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影片：2012年的《艺术家》、2014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2015年的《布达佩斯大饭店》，故事都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探讨时髦女郎文化的小说的作者吉娜薇芙·瓦伦丁认为我们之所以喜爱20年代，是因为那是个将时尚与政治迷人地混杂在一起的年代。
对美国来说，那是劫后余生的一代，人们追求纯粹的利益和享乐，可禁酒令又抑制了这种享乐，对立面的冲突就爆发了黑帮的崛起，就像美剧《大西洋帝国》。这一切不仅同时催生了朋克精神和不羁的爵士乐，还有新一代的时髦女郎（flappers），她们喜爱穿着短衬衫、用帽子包起头发，听爵士乐，对性采取较为随意态度。
对英国来讲，那是英帝国和贵族的挽歌，就像《唐顿庄园》和《故园风雨后》所表达的，新兴的小资产阶级代表的新贵宣告了实业对封建，通俗对古典的鲜明立场。这导致了当时的王宫名媛一方面保留着贵族式的优雅，一方面接纳着新生的时尚元素。
而法国呢，就像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或者海明威的作品《流动的盛宴》那样，会聚着咖啡公社（CaféSociety）的各路文化艺术的名人，包括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毕加索、达利、科尔·波特、香奈儿和约瑟芬·贝克，那时的巴黎在和平状态和工业革命高速发展中极度繁华。
“那十年标志着对旧时生活方式面临消亡的觉察，即便对富人而言亦是如此，以及与之伴随的对于传统逝去会引发全面社会混乱的恐惧。新时代曙光的降临让彷徨无措的人们反应剧烈。”研究20年代文化的查理·伯奇（CharlieBertsch）教授曾说。也许这也是好莱坞和时尚界对20年代如此痴迷的原因。
更具现代性的格调
“摩登女郎”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Vogue》一篇名为《美国的极盛青春期》（TheExtremeAdolescenceofAmerica）的文章里：“她是一名梦幻般的古怪女子，漂亮得很现代，将巴黎、未来主义、淳朴风还有一点点脂粉气狂野地融为一体……她热切关注的只有两件事：她自己和她的衣裳。”
正如布鲁斯·比利芬（BruceBliven）在《摩登女郎·简》（FlapperJane）中抓住了彼时服饰风格的精髓：“这个夏天，简穿得不多。如果你想知道确切的，那就是：一件女服，一件便装女衣，一双长袜，两只鞋。”其实，这样的装扮当时早已司空见惯了。女孩们身穿H形连衣裙，留着短发，两条光腿伸出福特T形车的一边悬挂着，现在看来可以明白菲茨杰拉德的那句话：“在欧洲战争中与世隔绝的我们，开始搜寻南部与西部那些不为人知的民间风俗和娱乐，它们多得让我们应接不暇。”
在时尚评论家凯西·霍琳（CathyHoryn）看来，摩登女郎并不属于城市，更不会是个纽约客，她更像是女性运动、反沙文主义和汽车带来的自由的更单纯的表象。不可否认，她的格调是现代的，因为其轻松、漫不经心并与青春相连。更重要的是，她深深属于美国。即便摩登女郎在当时是一次失败的运动。由于缺乏品味，她从时尚媒体那里招来的更多是蔑视而不是关注。显然，现在情况截然不同了。
“从时尚的角度来看美国比欧洲更好地拥抱了20年代。”阿特伍德这样认为。当欧洲还在纠结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的时候，美国已经向未来敞开怀抱了。瓦莱丽·斯蒂尔（ValerieSteele）在其著作《巴黎时尚》（ParisFashion）中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有着包括法罗夫人在内的大批耀眼的女性，她们统治着时尚风潮，晋身上流社会的金字塔顶端。但20年代之初，法国却可能是在阻碍着自由的进程。
当时的法国政府努力游说时装店主不要做褶边，而应该加上各种边饰和装饰配件。因为服饰和布料生产商们向其抱怨新的简洁风格用料减少，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生意。怪不得巴黎时装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初期都一直尺寸那么长，款式那么繁琐。历史的时钟无法拨回，以装饰艺术为代表的去繁就简不久便崛起了。
对于男士的风尚也是如此，在美剧《大西洋帝国》里，“禁酒令时代”不仅筑成了大西洋的海滨帝国，也造就了文学史上“迷惘的一代”。他们梳着溜光的头发，穿着笔挺的三件套西服，抽着雪茄。西服上衣以单排扣为主，通常会有宽大的领子一直延开到胸前，里面搭配双排扣马甲，口袋里装上一块怀表。细条纹是那时候最流行的布料花纹。小圆领衬衫配上一条小几何图形花纹的领结。
而下半身裤装和现在有明显的差别，被称为“Oxfordbags”的长裤有着宽大的裤脚，它们通常卷着边，轻搭在鞋面上。这给源自欧洲西装代表的温文尔雅的绅士形象增添了一丝男性的粗犷。
如此种种在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都能得到部分的印证，不过作为一种再创作的艺术形式，电影中的很多细节是经不住推敲的，比如它遗漏了像由让巴度（Patou）和香奈儿设计的、已经成为现代自由女性标识的动感针织衫;它还搞错让女士穿裤子打高尔夫，再比如说黛茜漂亮到可以上《Vogue》的封面，可当时《Vogue》封面还放着插画呢。毕竟，电影和时尚服务的是现代人消费者，无论细节怎么变，都还贴着那个黄金20年代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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