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
2016年9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保护名录上，大熊猫从“濒危”降级为“易危”。但这一认定并没有得到国家林业局的认同，有关负责人称：“大熊猫仍是濒危物种，将大熊猫保护等级降低还为时过早。”保护大熊猫，既出于这个种群的生存现实，同时又是一条与各方利益相关的微妙链条。
大熊猫调查的两套数据
乔治·夏勒是最早来中国合作熊猫野外调查的动物学家
今年2月份的卧龙自然保护区，还处在一片冬季的萧索里。去五一棚的山路处在阴坡，走到半山腰就开始出现了积雪。再往上走，前人踩过的雪已经变成了冰，坚硬湿滑，一脚踩不稳就会扑倒。整座山坡是竹子与各种针叶树种组成的密林，即便是正午，林下也是幽暗的。有些云杉至少有30米高，笔直地刺向空中。山里此刻寂静无人，一枚枯叶从雪坡上滚下来，都能制造不小的声响。
1978年建造的五一棚，是中国最早开展大熊猫野外观察的地方。时间要再往前推，五一棚所在的卧龙保护区，是1963年成立的中国第一批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它也是国内名气最大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
带着我和摄影记者上山的护林员杨帆，常年在这种陡峭的山路上做巡护。他所在的邓生保护站当下最为重要的野外任务，一是从2011年开始的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再就是2015年卧龙给野生大熊猫建立“户籍”档案的科研调查。在常规巡护路线之外，护林员的野外调查走的已经不是山路了，而是要钻到竹林下面的空隙里。那里更容易找到大熊猫新鲜的粪便，捡粪便之后做技术分析，这是统计野生大熊猫数量最直接的办法。
而最近这次历时3年的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就是2016年IUCN给熊猫降级的最直接数字依据。
从1974年开始，国家林业局每隔10年就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一样的大熊猫调查，业内人士简称“猫调”。前三次的统计结果分别是1050～1150只、1114只、1596只。第四次“猫调”历时3年，在2015年公布的最终数据是，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为1864只，圈养的大熊猫375只，比第三次调查时增长了16.8%。
但這四次大熊猫调查的数据，多年来一直有争议——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是，从第一次“猫调”开始，“官方对外”和“内部流传”就是两套数据。
我国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大熊猫调查，业内普遍认同的说法是超过了2400只，甚至更多。但因为要体现大熊猫的珍稀性，这个数字被人为砍掉了至少一半。
1980年的第二次“猫调”，正值在国有林区进行木材采运、加工的国内森工企业大规模采伐，有研究者撰文指出：“有关部门及森工企业由于担心发现有大熊猫会影响当地的采伐，于是就谎称没有大熊猫，从而成为调查的盲区和大熊猫分布的白区。”
英国动物学家约翰·马敬能（JohnMacKinnon）博士1986年受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派遣，来到中国参与熊猫保护，他觉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熊猫总数应该比2500只还要多。“熊猫数据最奇怪的是，各个县有自己的数据，但不能把他们的数据相加得到总数——每个县都想报多点，拿到更多经费，但中国想让总数看起来小一点，才能从国际社会拿到更多的钱，所以数据是不可靠的。”
前三次大熊猫普查，一直采用的是“咬节法”：一只成年大熊猫一天要排泄达十几公斤，这十几公斤大约为100～200团的粪便。用咬节法统计大熊猫数量时，如果粪便之间距离超过预估的大熊猫活动范围，就判定为两只熊猫;在同一范围内，如果粪便里遗留的竹竿、竹叶咬节的长度不同，就评估为两只大熊猫。
这个办法现在看来误差极大，即便是同一只大熊猫，吃不同的竹子、用不同的姿势、不同的健康情况，排出来的粪便咬节都有很大差异。如果划定的参数有调整，最后统筹的数据就有大幅变化。与此同时，影响数据的政治逻辑又一直没有变化：保护区把数字报高了，外界会认为说谎;说少了，那过去10年的保护成绩到底在哪里呢？
第四次熊猫调查采用了DNA技术，对大熊猫粪便上的黏液做分析，要比“咬节法”更为精确。调查用了3年时间，但又花了1年才公布结果。有采访对象告诉我，四川有些保护区已经没有熊猫了，保护区从陕西偷偷调过来大熊猫的粪便撒在竹林里，再派人上山去采——这是个作假的老办法了，只不过这次有了DNA技术，分析出这是秦岭大熊猫的遗传信息，最后闹了笑话。
所以，IUCN用作参照系的猫调数据，到底值得采信吗？
88岁的胡锦矗，恐怕是这个问题最令人信服的解答者。胡锦矗被称为“熊猫之父”，是国内资格最深的熊猫研究专家。这位一辈子坦诚、爽快的专家在业内拥有泰斗级别的名望，我的每一位采访对象提到敏感问题，都说“你最好去问问胡老先生”。
在电话里，耄耋之年的胡锦矗思路清晰，不假思索地列举出一系列数字：“第四次‘猫调结果是1864只，这个数字没有包括年幼的熊猫，实际上加上年幼的，应该有2000只左右。”
“这个数字是一个相对数字，并不是绝对数字。”胡锦矗解释，“四调”的数字本身就是通过设置样线加DNA调查，再用统计学方法计算出来的，即便现在用分子生物学，用粪便上残留的肠道上皮细胞做DNA分析，科学上要细致些，“但这个调查历时三四年时间、涉及几十个县，怎么可能把每一只熊猫的粪便都拾到？”
胡锦矗认为现在的统计手段已经很细致了，跟第三次调查相比，相对数字是在上升的，另外大熊猫栖息的环境面积也增加了。“90年代提出退耕还林，提出保护原始森林，过去那些采伐的栖息地也恢复起来了。以前栖息地只有1万多平方公里，现在已经扩大到了2.5万平方公里，恢复得也很快。”
按照这个方法看，即便调查会受到调查强度、范围的影响，现在野外大熊猫的增长趋势也是很明显的。
过去把大熊猫归为濒危，参照的是IUCN的划分标准：成年个体小于2500只，趋势下降，且没有任何亚种群超过250只成年个体。根据2015年正式公布的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岷山种群已经拥有400只以上的成年个体。
“简单来说，大熊猫数据是稳中有升的趋势，不是衰败的趋势，根据这个才被下调了等级。”胡锦矗说。
降级与圈养大熊猫无关
熊猫“水秀”和它未满一岁的宝宝正在四川卧龙核桃坪野化培训基地做野化训练
大熊猫保护的降级，本质上正是说明保护的成功，因为大熊猫不像以前那样濒危了。来卧龙之前，我跟很多人一样，以为这种成功是因为圈养大熊猫的成熟：大熊猫如今正在变成互联网世界的一个“网红”形象。就在今年2月，iPanda熊猫直播刚发布了一段熊猫抱大腿的视频，视频里一只叫“奇一”的亚成体熊猫黏人地追着饲养员，反复跌跌撞撞地扑过去抱住饲养员大腿不放。这段视频在微博上被播放了5000多万次，在Facebook上有1.2亿浏览量。
这样的热门视频源源不断地出现，那些圈养环境下的大熊猫看起来柔软、温暖、健康，与上世纪那种“竹子开花”环境中大熊猫悲情的形象相去甚远。
那么培育更多的圈养大熊猫，未来再放归，是不是就能直接扩大野外大熊猫的群体了？这种想法确实是错误的。
我在核桃坪野化培训基地见到了一群圈养大熊猫。早上9点钟，基地第一次喂食开始了，笼门一开，淑琴和壮妹两只熊猫就立刻扑到各自的隔离室里，抓过递来的窝头，吃得满肚皮都是渣渣。这两只熊猫都是2008年后出生的，淑琴体形大一点，看起来格外懒惰。她抓住饲养员刚塞进去的竹子，下一秒，整个身体已经躺倒在水泥地上，最柔软的腹部不在乎地袒露着，上面堆着一堆还滴水的竹叶。
这几只大熊猫正在展示网络视频里同样的憨态，吃竹子时，两只熊猫展现出了出人意料的灵巧，淑琴用平时隐藏的第六根指头扳着竹子，像吃甘蔗一样，用臼齿咬住一头，顺势一拉，竹壳就撕下来了。她突然发现了我，黝黑的眼睛开始盯着我这个陌生人看，但也没做出任何其他举动，与此同时，她的爪子和嘴一秒都没有停止，竹壳一条一条地被撕下，她大口咬断一节嫩心，嘎嘣嘎嘣地大嚼起来，动作之快，好像下一秒竹子就要被人抢走一样。淑琴发出了欣快的咀嚼声，尽管她每天都要吃掉几十公斤的竹子，在这个早上，她的表现就像是第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
与此同时，穿着熊猫连体服的饲养员们此刻正在野化场地打扫卫生，头一天的旧竹子已经发黄，每天熊猫得到的食物都超出了食量，它们不需要寻找食物，只要一屁股坐在竹子堆里吃自助餐就可以了。
圈舍打扫完，壮妹一直在隔离区不出来，饲养员跑到园区外，“壮妹！壮妹！”连叫了几声，壮妹循声晃晃悠悠地走到户外，她能听懂自己的名字。跟所有圈养的熊猫一样，壮妹从小跟人在一起长大，她不怕人。
核桃坪野化中心的这些熊猫，已经是圈养的第二、三代了。从80年代开始，卧龙保护区就开始从野外抓大熊猫做圈养。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野外大熊猫抓捕时间要更早。
胡锦矗告诉我，从一开始，圈养就不是为了保护大熊猫，而是为了满足社会各界、国内外对大熊猫的需求。从1941年宋美齡、宋蔼龄向美国民间机构赠送大熊猫开始，熊猫就变成了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国礼。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9个国家获赠24只熊猫国礼，最著名的就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带走的那一对“破冰”意义的建交礼物。在1982年之后，无偿赠送停止，大量商业租借涌现。动物学家乔治·夏勒见证了1988年初，至少有30家美国动物园及其他机构在申请租借熊猫的景象。那时国内林业部控制约27只熊猫，中国境内各动物园拥有60只。
生活在核桃坪野化培训基地的熊猫“淑琴”在吃早餐。食物有窝头、白夹竹和笋
这些熊猫全都来自野外。胡锦矗举了个例子，过去全国野生熊猫最多的地方是四川宝兴县，这也是法国神父戴维第一次向世界介绍大熊猫的地方。“第一次猫调这里有300多只熊猫，现在只有100多只，为什么？因为从50年代开始，宝兴一共抓了136只熊猫，而且抓的主要是幼体，因为幼体最好抓。”宝兴县只是熊猫热中受害最大的地方，其他还有十几个县也在捕捉野生熊猫，加起来就有二三百只了。
直到1999年之前，这些被抓捕的大熊猫都很难做人工繁育。新生幼崽不断夭折，为了维系这个人工群体只能继续抓，这对野外种群的破坏比什么都直接。到了2000年之后，因为中美科研合作，卧龙解决了育幼难的问题，才开始迎来现在大家熟悉的、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的快速增长。
“圈养大熊猫的好处，就是人工繁育成功后，不抓了，再加上栖息地保护和反盗猎，野外种群就上去了。”胡锦矗这个答案让人有点瞠目结舌。
“圈养和野生的，只看它们活下来，那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但真正情况已经有很大不同了。”胡锦矗又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北京动物园过去是做大熊猫繁育最好的单位，但是短期看不出效果，长期就明显发现，圈养的环境下，大熊猫的繁殖能力一代不如一代，北京动物园现在剩下的熊猫已经不能自行繁育了，必须运到四川来换种交配。
这种交配，大多说的也是人工授精，圈养环境下的大熊猫脱离了野外雄性争斗、获得交配权的生活习惯，单纯把一公一母两只熊猫关在一个笼子里，只能引发骇人的武力打斗。为了让圈养熊猫出现自然繁殖行为，管理者们使出了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办法：让熊猫看“爱情动作片”、服用伟哥，或者使用人类的情趣用品……近亲通婚也是个问题，2016年12月28日，一只叫“盼盼”的31岁高龄熊猫刚刚去世，这是一个繁殖能力惊人的公熊猫，现在圈养的群体里，有四分之一、超过130只熊猫都是它的后代。这必定存在近亲通婚的大问题。
人工饲养的熊猫吃得好、长得好，营养比野生熊猫丰富得多，但依旧不能阻挡它们的繁殖力逐代下降。有人毫不留情地讽刺，跟家猫一样，恐怕我们现在正在拥有的是一个“家熊猫”群体。
现在我们当然不能再随便去野外抓熊猫丰富种群，但圈养熊猫如果继续这么发展下去，迎来的会是另一种种群衰退。
真正重要的野外栖息地
如果国内把大熊猫保护级别下降，也许最直接受影响的，就是邓生保护站这样的基层组织。
杨建是卧龙保护区邓生保护站的站长，他1989年从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卧龙保护区，几乎亲历了国内对大熊猫保护的整个发展过程。三四十年来，在大熊猫保护领域，国家的投入、国际科学界的兴趣，都远远超过其他物种。
中科院动物所一名研究者告诉我，做熊猫的研究更好立项，有些物种，一年给个十几二十万元经费就不错了，熊猫项目批下来的经费会是百万级别。不过，研究者要想发论文相应也更难。“大熊猫的论文发之前，导师、发稿单位要反复审核，大家的论文都发到Ecology、Science、《美国科学院院报》这种顶级学术期刊，导师也不让我们把论文发到级别太低的杂志，‘丢不起人。”
杨建在基层，这些年还带了不少来自美国、欧洲的外国研究生。“那些年轻学生来卧龙之前，对熊猫完全一无所知，不知道怎么上山采数据。我们都是手把手带他们做野外监控，几年后这些外国学生做出来硕士博士论文，再回国去找教职，比其他同学都容易多了。”
但杨建和员工们告诉我，更多的经费都投入在学术论文、圈养等看得见的产出上，对于普通保护站的投入，他们觉得还是不够。
邓生保护站是卧龙保护区海拔最高的保护站，地处2700米的半山腰，再往山上走就无人居住了。刚过完元宵节，窗外下了一夜大雪，保护站体感温度只有十几摄氏度，久坐不动就会瑟瑟发抖。卧龙本地家家都点着几个电炉子，即便屋里没人也不会关：一关上，湿冷的空气就会顺着各个缝隙涌进来，侵蚀掉一切干燥的物什。邓生保护站点着电炉子，还开了空调，这是近两年的福利——2008年地震前，邓生站的原址都还不通电，晚上点炭火取暖，靠写小纸条让过路的大巴车捎口信;地震之后，保护站员工们借住过道班房，住过外界捐赠的集装箱，上面掏出来几个窗户，冬天冷得房顶都是冰花，等到这两年终于住进了香港援建的小楼里，2015、2016两年都断断续续地停电，到了2017年，电力和网络信号才终于稳定了。
杨建在卧龙工作了快30年，一共只见过三次野生熊猫——真正的野生大熊猫是怕人的，远远闻到人的气味儿就跑走了。邓生保护站管辖的范围最大，一共19名员工，分三批轮休，管理8万公顷的范围，这相当于整个成都市建成区的面积，其中分布着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和河流深谷，很多地方都是无人区，想要在这么大的范围内与熊猫打个照面，几乎是不可能的。
像“猫调”这样的体力活，庞大的数据都是基层保护站员工带着民工们跑出来的。调查把卧龙保护区划分了网格，每个格子派人去采集粪便。做熊猫调查，冬天不合适，过河水太冷，下雪也会盖住粪便。夏天也还是令人恼火：提取DNA，用的是新鲜粪便最外的那一层黏液，如果不下雨、不被太阳暴晒，黏液可以保存15天。黏液在冬天会冻得凝固，夏天又极容易腐烂。“捡到一坨粪便，如果上面颜色加深，就采集背面做样本，如果下了雨被冲过，就采两侧的，底下的泡水已经沤了嘛。”杨建说。
粪便其实能体现出野生熊猫的许多习性。野生熊猫是一个机警、生命力旺盛、有強盛性欲和繁殖能力的群体。熊猫跟人一样，也爱在舒服的、能晒到阳光的、坡度平缓的地方生活。母熊猫的领地是固定的，公熊猫会为了交配在山区穿来穿去。队员们在很陡的山坡也发现过粪便，一般都个头大、粗一些，应该是过路的公熊猫留下来的。
每年到了春季繁殖期，各自独立生活的公熊猫会向母熊猫生活的区域聚集，公熊猫们靠打斗来争夺交配权，反应在粪便上，围着火炉聊天的员工告诉我：“在餐厅这么大的地盘（20平方米左右），我们在繁殖期就采到过五六只熊猫的粪便。”
西氏贝蛔虫目前是导致大熊猫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生活区域的不同，大熊猫群体中的一半甚至全部个体都会被感染。杨建说，卧龙曾经在都江堰虹口救治过一只野生大熊猫，吃了打虫药后，这只大熊猫排下来近千条蛔虫，蛔虫的数量过多，就可能造成肠梗阻，进而导致更严重的疾病。员工们在牛头山上捡到过一坨粪便，在里面就看到过蛔虫。杨建猜测熊猫自己有对抗意识：“我们捡到的粪便里有过石头，核桃那么大的一个，也有的粪便外面一圈黑得很，是熊猫吃了泥巴，我们觉得这都是熊猫为了打虫子，自己主动吃的。”
然而这些工作中总结的熊猫习性，并没有太多学术价值。要真正被科学界认可，需要有严谨的、长期的观察数据，经过模型计算，最后得出具有科学意义的分析结论。然而像邓生这样的保护站，有大学文凭的员工不到三分之一，普通员工能跑山，但不会处理数据，会处理数据的大学生们来工作一两年，嫌条件艰苦就考了其他公务员调走了，或者一开始就留在山下的保护局工作，从来不参加野外巡护。整个保护站能独立撰写论文的，只有一名刚刚从清华博士毕业回来的年轻人，他其实也是保护站的老员工，是杨建鼓励他去脱产读的书：“是我们集装箱里读出来的博士嘛！”
卧龙保护区邓生保护站站长杨建（中）和员工们在巴郎山岭上发现了几十只岩羊
拿邓生保护站来说，“猫调”只是日常工作中被抽调的一项工作，日常的主要工作还是巡护：员工看不到大熊猫在哪里，但是为了大熊猫，要关注栖息地里的一举一动，盗猎、砍树、采药、防火，都要监督。很多问题都还是老问题，现在卧龙早就没有猎杀大熊猫的犯罪行为，但是员工们开玩笑，说村民“除了熊猫不打，其他的通打”——居民们还是会偷偷猎杀羚牛、水鹿等，现实情况里，遇到偷猎者巡护员们喊一下赶走，不会去追——保护站没有执法权，万一对方用枪回击怎么办？
这些烦琐的工作看起来跟熊猫没什么直接联系，邓生保护站是香港对口援助的，经常有香港团体来参观，一进门的问题无一例外，都是“哪里能看到大熊猫？”杨建永远要讲清楚一个概念：在保护站，是看不到大熊猫的。
但正是这些工作，是保护野生大熊猫最关键的方法——保护好栖息地，才能让野生大熊猫逐步、稳定地扩大生存空间，扩大种群。
前两年，邓生保护站在山上安了50台红外相机，从2000米的针阔混交林到近5000米的高山流石滩，拍到了大量野生动物的照片，有金丝猴、羚牛、藏酋猴、水鹿等当地常见动物，还有雪豹、豺、黑熊等极难发现的物种，这证明了大熊猫这一旗舰物种对本地生态的庇护。杨建这两年的期望，就是学成回来的博士员工能写出来几篇雪豹的论文，至于论文写好的关键，“还是经费啦”。
尚且遥远的放归
至于那些圈养的大熊猫，最终的未来，还是放归到野外栖息地。
放归的方式40多年来也有不同争议。70岁的马敬能至今在质疑，为何中国不能把大熊猫异地放归到神农架这样的地方：“现在熊猫已经没有什么天敌了，大熊猫放归最大的危险是一只熊猫杀死另一只熊猫，像神农架这样，过去有熊猫、现在区域性灭绝的地方，为什么不能放归几十只熊猫呢？人们在错误的路上走了30多年。”
胡锦矗针锋相对地告诉我，在神农架放归的想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竹子开花的时代就提起过，当时中央领导已经同意了，但是最主要的反對者就是他。“神农架在清末民初时还有熊猫，但过去环境好些，熊猫都消失了，现在的自然环境还不如消失的时期好。”胡锦矗一直认为，保护现有栖息地是最好的办法，过了30年，他的判断有了新的佐证，芦山、乐山等地多处过去没有熊猫的地方，最近频频发现熊猫，证明熊猫的栖息地扩散了。“你觉得是自然扩散好呢，还是把它们捉到一个原来没有的地方好？”
国内科学家还曾经有过克隆熊猫的想法，如果是以扩大大熊猫野外种群为目的，这看起来性价比实在过低了：正常繁殖的圈养大熊猫尚且没能大规模放归，一只克隆的大熊猫，自身还带着免疫力等问题，距离野化放归那一步就更远了。
国内现在圈养大熊猫数量最多的有两个单位：一个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胡锦矗是第一任中心主任，这个中心隶属于国家林业局;另一个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属于城市动物园系统，归住建部管理。两个单位平时各自运营，繁育的计划也各不相同。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终极目标，是把所有圈养的大熊猫放归野外，壮大野生种群。核桃坪野化培训基地是中心的基地之一，现在淑琴、壮妹，以及一只叫水秀的母熊猫，正在核桃坪带着各自的幼崽做野化训练，每对母女拥有一个3000平方米的活动空间，幼崽从出生开始，不再进保温箱做人工育幼，都靠母熊猫在这片操场大小的山坡上独立带大。等到幼崽长到1岁，再运到20多公里外的天台山野化场地，那里有3个野化场，每个有30万平方米，相当于一片山头。在那片更大的围栏里，如果熊猫幼崽能显现出独立生活的潜能，就会被放归到下一片真正的野外。这就像一条流水线一样，不断遴选健壮的熊猫妈妈，培养不与人直接接触的幼崽，再从中择优，放归到野外。
胡锦矗告诉我，另一边的成都大熊猫繁育中心，正在借鉴美洲黑熊的经验。“想培训熊猫听话、不会跑，带到野外去与野生公熊猫交配，改良圈养的基因库。但是现在还没有实施到这一步。”
放归是一个更宏大的科研课题了，大熊猫没办法完全借鉴其他物种的成功经验，国内最成功的野化放归案例应该是朱鹮，30年里种群从7只扩大到2000多只，有稳定的人工种群和野生种群，2016年四川还引进了50只朱鹮，准备野化放归。麋鹿、普氏野马放归的野外种群正在稳定上升。但是大熊猫作为一种古老的哺乳动物，从圈养到放归野外，这个适应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2003年，卧龙选中了一只叫祥祥的雄性大熊猫做放归实验，这只2岁的熊猫被放入野化训练圈，逐步扩大野化的范围，让它自行学习躲避危险、去除寄生虫的技巧。3年后，2006年4月28日，祥祥被放归在卧龙五一棚附近的山林中。然而最大的错误是，五一棚是熊猫的活跃区域，每只公熊猫都有自己的领地，一个从亚成体才开始培养的圈养雄性熊猫，一进入真正的丛林社会，立刻遭到了致命的打击。2007年2月19日，人们找到了祥祥的尸体，目击到“它蹲伏在一棵大树旁，头低着，一动不动，大雪覆盖了它的下半身，就像睡熟了一样”。
祥祥死前经历了与野生大熊猫的打斗，在慌忙逃脱时，从高处摔落，胰腺严重损伤，最终因严重内外伤痛、惊恐、衰弱导致休克、死亡。
“像黑熊的野化还好训练，它是杂食性的，国外的繁殖搞得还比较好。熊猫在野外和人工环境是两回事儿，就说饮食，野生熊猫要选竹子的老和嫩，春季吃竹笋，到了夏季吃竹竿，到了秋季专门吃竹叶……在人工环境，每天那么一大堆竹子，爱吃的就吃，不爱吃的丢掉就是了。像这种择食行为怎么训练？野外培训难就难在这个方面。”胡锦矗说，最好是有一个懂动物学、懂行为学的人，能带着熊猫上山做训练，这个想法难度太大了，现在哪里找这样的年轻人带着熊猫进山生活？
更现实的办法，也许是让圈养的母熊猫进入半封闭的野外环境，吸引雄性大熊猫来交配，把新的基因带回来。卧龙的五一棚野外观察站正在搭建一个新圈舍，3月1日，将有一只母熊猫被抬到2500米的山上，尝试在这个繁殖季能“借种”成功。然而当我跟核桃坪的工作人员询问细节时，对方表示最好不要提这件事——在整个大熊猫采访中，谨慎、小心、闭口不谈，是最常见的态度。
大熊猫永远环绕在公众的聚焦之下，但公众需要知道，圈养的“毛绒玩具”，和野外竹林里隐匿的野生群体，是大熊猫的两个世界。抱大腿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同时真正的巡护工作，却并不因为科技发达减轻了多少辛苦。在西河流域做猫调，巡护员从沟口走到沟尾，要反复蹚80多次水，上岸时全身从里湿到外。出野外要露营，员工们是不背帐篷的，“又沉，住的人又少”。他们用的是彩条布，在背风处直接搭个人字形的棚子出来，外面点上柴火，里面挤成一排睡觉，用棉睡袋的本地民工睡里面，保护站员工都是鹅绒睡袋，就守在棚子的两头。
相比之下，出野外每天120元的补贴性价比越来越低，几乎每个队员都提到了工资太低的问题，如果不是家里还有牦牛等产业支持，单纯靠每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这些在高海拔行走如履平地的壮年男性员工，是肩负不起养家重任的。
而在大熊猫保护上，国家的投入几乎不计成本，这在其他物种上不可复制。卧龙自然保护区每年的经费，已经超过了四川省内其他保护区经费的总和，更多的区域没有那么多能上山的巡护员。“实际上除了卧龙、唐家河、王朗这三个保护区有不少动物保护专业员工外，大部分保护区实际上只守着几个人，巡逻的人根本不够，只是划出来一个地方，找一些人看起来就行了。”胡锦矗说。现在即使是卧龙保护区，对人才的吸引力都远远不如成都近郊的熊猫繁育基地。而大熊猫与卧龙保护区，已经是国内最受关注的动物保护物种以及条件最让人羡慕的自然保护区了。
（感谢实习生肖楚舟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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