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心理学的部分工作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作家的创作过程。柯勒律治说，在鸦片的作用下，他才创作出了名垂青史的《忽必烈汗》。柯勒律治和德·昆西都曾坚定地声称：“借助于鸦片，一个崭新的经验世界将开放供人写作之用。”
席勒在他的写字台上摆着烂苹果，而巴尔扎克写作时要穿上一件僧侣的长袍。如果说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仅仅是“原始社会的占卜诗人都学得一种导致自己进入心神迷乱境界的方法，由于根据东方的求神叩灵的规条，宗教仪式要在固定的地点和时间进行，因此现代作家学到了，或自以为学到了诱发创作状态的种种仪式”，那实在是无趣极了。
还有太多的作家只可以在夜间写作，这种倾心于夜间的习惯（夜晚是沉思的、梦幻的和下意识的时间），是浪漫主义的主要传统；美国文学理论家勒内·韦勒克说：“不过，我们必须记住旗鼓相当的另一种浪漫主义传统，就是华兹华斯式的传统，他们往往在清晨（此时有着童年的新鲜感）写作。有些作家则断言他们只能在某些季节写作，像弥尔顿坚信他的诗的血管除了在秋分至春分这段季节里，从不畅流。”
要想证伪柯勒律治的鬼话，恐怕挺难。但是非常可惜与煞风景的是，根据现代医学的临床报告，在这些吸鸦片的诗人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异常成分，看来是来自他们神经质的心理，而不是来自麻醉药的特殊功效。一位学者说，德·昆西文学上的“鸦片梦”，虽说对他后来的著作有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他开始“做梦”后的作品与他1803年未吸鸦片前所写的一则日记并没有多大不同。
有人认为，诗人的“天赋”是补偿性的：蒲柏是驼背，又是矮子；拜伦瘸腿；普鲁斯特是一个哮喘性神经病患者；济慈比一般人矮；托马斯·沃尔夫的伟大则是因为他比一般人高很多。韦勒克说，这一理论难于成立，因为类似的情况很容易附会。“事后，任何成功的例子都可以归因于补偿性的动力。”
韦勒克说，对作家怪癖的文学心理学研究有时可作为文学研究方面有吸引力的教学方法，但是他不赞成以文学作品的起因来评价文学作品。传记式的文学研究法跟“文学心理学”一样愚不可及，之所以不能用作家的经历来解释他们的作品，是因为作家的作品是一幅生活的图画，而画中的生活正是作家要逃避的。
更可怕的是“文学社会学”，比如凯恩斯说：“当莎士比亚出现时，我们正好处于可以资助他发展的经济地位上，伟大的作家们处于轻快、振奋和统治阶级感觉到的经济劳心的自由的氛围中，他们的事业欣欣向荣，这种情况是在利润极大增长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而一位苏联学者说：“莎士比亚之所以以悲剧眼光看待世界，是由于他的戏剧所要表现的是伊丽莎白时期失掉从前权力地位的封建贵族阶级。”
文董牧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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