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秦汉文明”特展，那些秦始皇陵的步兵俑、西汉的骑兵俑、东汉的“汗血宝马”大宛马俑……“金戈铁马”下似乎还闪烁着秦汉的余晖。
“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是从秦汉开始的，所以如果想了解整个的中国历史，甚至说了解当今的中国，比如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如何能维系2000多年，那就要了解秦汉两代。”在被问及策划这个展览的想法从何而来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大展“秦汉文明”的策展人，也是大都会亚洲部研究中国艺术的主任研究员孙志新这样对本刊说。
“统一”“多元”，这一“中国”国家模式的形成是孙志新为展览设计的一条主线。“秦汉两代开创了这个制度——政治上高度统一，但是文化上十分多元，不同的民族、地区还保留了很多自己的特色。”孙志新说，“而我们这个展览就是用实物，或者说物质文化，去讲这样一个故事。”
用秦汉的物质文明来展现中国的历史与现代，听起来是个野心勃勃的想法。如果说展览中的度量衡、半两钱讲述的是国家一统的规制，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织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文句的织锦鸡鸣枕、汉朝廷发给西域羌族首领的“汉归义羌长”官印，则是要体现统一国家广阔的疆域和强大的影响力。展览中还有广西、云南出土的，具有“内地”并不常见的造型或功能的青铜器，如一种滇人盛装贝币的容器，顶盖上装饰有长角的铜牛，以及骑在马上的金色铜人。
展览要讲的另一个“故事”，是秦汉两朝通过北方草原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孙志新说，从西方看中国，是大都会中国古代文明展一以贯之的重点。对于西方观众，“很多人会问中国艺术和我有什么关系，中国和世界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这样一条主线的存在就可能会加深西方观众对中国文明的理解”。
中国与外域文化的接触，事实上可以上溯到秦以前——从西伯利亚一直到黑海，草原的游牧民族把西亚、中亚的文化带到中国。展览中，有一尊罕见的大型力士雕塑，成为这条北方“草原之路”的注脚。这件遗失了头颅但躯干完整的力士俑，发掘自西安秦始皇陵附近的墓坑，它是与其他10件杂技俑一并出土的，被认为是为宫廷献艺的杂技团的一员。在秦汉时期，杂技已经发展出了走钢丝、吞剑等一系列的表演套路，而从力士俑的健壮的身躯，双手持棒、双腿微分的站立姿势，可以推测他当时承担的是“底座”的职能。这样的推测来自于匠人对力士极其准确的形象刻画。可以说，在此之前，我们从未看过如此“写实”的属于那一时期的雕塑，即使是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与之相比在细节上也远远不及。无论是凸出的胸部、腹部，手臂上的肌肉，还是与常人相比更大的双脚，都使雕塑看起来更像是希腊、罗马工匠的作品。西方的艺术史家认为，这尊力士俑明显受到了希腊雕塑的影响。亚历山大东征，将希腊文明带到了西亚、中亚地区，现在阿富汗境内的遗存就证明了这一点。而草原民族的活动，则可能打通了中国与中西亚地区之间的通路，让东、西方两个帝国的文明得以相互交流。
而在中国南方，联结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海上通路于汉代也达到了极盛。从展出的物件可以看到，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地区的紫水晶、海蓝宝石，出现在了汉代重要的港口——广西合浦所出土的宝石项链中，而与广西出土的玻璃项圈形状相似的耳环，则广泛出现在中国台湾、越南北部地区、柬埔寨、菲律宾等地的考古遗存中，证明了这一时期印度洋－南中国海航线上贸易的兴盛。
大云山出土的鎏金铜牛和铜象，则将海上贸易的范围拓展到长江三角洲一带。在筹备此次大展的考察中，孙志新还发现，海上贸易的范围不仅仅限于东南沿海，实际上通过发达的国内贸易网络，遍及全国各地。比如，东汉时进入中国的琥珀，不但出现在我们已知的湖北、江苏、湖南和广西地区，而且在西南地区，像贵州、四川也有出土。
来自中国13个省份、32家文博和考古机构的160余件文物，编织出了这个关于庞大帝国的完整故事。这些都是孙志新和他的团队在过去5年的国内考察中选择出来的文物精品。他说，挑选这些文物的标准很简单，第一是看文物的艺术价值，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看文物的历史内容和意义，“每件艺术品的背后可能都有故事，但有些东西背后的故事可能更好、更多”。尽管挑选的标准并不复杂，但大量的文物借展意味着繁多的协调工作，而这些则落在展览的国内合作方——国家文物局下属的中国文物交流中心身上。
大都会博物馆与中国文物单位的合作并不是第一次。大都会前亚洲部主席，也是资深的中国艺术策展人屈志仁就曾在2004年和国内的46家文博机构合作，策划了一次时隔24年的中国文物大展——“走向盛唐”，当时，展览的300余件文物也全部由国内借展。展览的成功促使大都会在2010年再次推出了中国古代文明大展——“忽必烈的时代”。在“忽必烈的时代”的筹备即将到达尾声时，2009年，孙志新陪当时刚刚上任的大都会博物馆馆长康柏堂（ThomasP.Campbell）访问中国。他们去的第一站就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在看到兵马俑后，康柏堂发出了惊叹，他说：“噢，我们一定要把它带到美国，让美国的观众来看。”康柏堂的支持对一直以来就有这个想法的孙志新来说是一个鼓励。在此之前，展现秦汉时期历史、文化面貌的相关展览从未在大都会博物馆出现过，其中一个原因是，大都会博物馆围绕秦汉时期的历史馆藏较少，难以支撑起较大规模的秦汉文物展。但在中国国内，过去50年间的考古挖掘工作已经积累了大量这一时期，尤其是汉代的考古成果。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河北满城汉墓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到90年代后，汉景帝阳陵、云南李家山汉墓群、狮子山汉楚王墓、山东章丘洛庄汉墓等一大批墓葬的发现，都让学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不断更新。
2010年，孙志新和同事再次来到中国，这次他们考察了江苏省附近的一处新考古发现，以大云山汉墓为代表的考古遗存中，不少“新东西”令人惊喜。比如，大云山出土的鎏金铜象和鎏金铜犀牛就非常明确地体现了汉代海上贸易之路的影响——产于东南亚的苏门答腊种犀牛，以及当时已经随着气候变化而向南方和西南迁移的大象被刻画得惟妙惟肖，显示了匠人对两种动物的熟悉。很可能，他们就是以通过海上贸易进口到此地的动物为原型，创造了这两尊雕像。孙志新作为专门研究玉器和青铜器的专家，秦汉时期空前发达的海上贸易是他近年的研究兴趣所在。而这些为海上贸易之路填补了缺环的物证的出现，使孙志新坚定了要过一个能体现近年考古发现的秦汉文物展的想法。
2012年，孙志新向馆方正式提交了有关《秦汉文明》的展览申请，他计划用全部来自中国的出土文物来呈现“秦汉文明”。要知道，根据中国文物交流的相关规定，如果向国内超过两个博物馆借展，那么所有的展品就需要由国家文物局进行协调。因此，在申请得到通过后，他和他的团队曾经向国务院上书，以求获得国家文物局的支持。有两个成功案例在先，这次，国家文物局和文化部很快就同意了这一计划。孙志新跟本刊回忆这段筹备工作时说：“如果没有从国家层面到各个博物馆单位的支持，做这么大的展览是不可能想象的。就比如说，如果没有秦始皇帝陵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专家来帮我们组装铜车马，我们自己装可能就要五六天的时间，而这位专家因为具有专业知识，了解铜车马的结构，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就完成了。所以这个展览不只是大都会一家的事，除了我们美国方面团队的工作，还包括中方的很多努力。”
孙志新说到他对“大国心态”的理解。他认为在学术上，其实意味着“新的概念”。“过去好多人说A影响B，B一定比较落后，这是一种错误观念。A和B之间的影响，不是被动地接受的关系，是B看到A之后，把新的东西消化了，而不是单纯的复制。”
文潘雨希（发自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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