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芬村的未来仍然不清晰：是转向培养所谓原创艺术家，还是专注于升级视觉生产产业？
一个残酷的好地方
上午10点多，大芬从沉睡中苏醒过来。45岁的画师周世强将自己的油画作品一幅幅摆放在工作室门口的摊位上，画刀堆积出的立体向日葵，还有灰色调的白皮松、带有实物莲蓬的装饰画，是他的主打产品，画面似曾相识却又独具风格。泡上一壶茶，打开电脑上的音乐，钉好墙面上的画布准备画画，一天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1989年，由于市内租金上涨，香港画商黄江将自己在黄贝岭的行画工厂迁到大芬，深圳布吉关外当时一个芦苇遍地、鸡鸭到处跑的西伯利亚一般的小村庄，由此开创商业油画市场的一段传奇。近30年过去了，经历从农村到工业村，再到城中村的变迁，如今的大芬村，更像一个画铺林立的城市商业社区。村里的主要道路包括新芬街、新围街、油画街三条短街，还有老围东与老围西十几条狭窄的巷道。除了少量的餐馆与物业配套，1200家画廊与店铺，8000多画工、画师、画家组成的行业队伍，便散布在这块占地仅0.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当然，更多的租房与工厂则位于木棉湾、龙岗等土地更为开阔租金也更便宜的周边地区。大芬的寸土寸金体现在，街巷两侧的大楼一层墙面，在2008年前后分段安装了卷闸门，无一例外地被改造为一个个墙体店铺。
除了村中央的达·芬奇头像雕塑，村里的另外一个标志性建筑是2009年落成的大芬美术馆。一楼展厅里，主题为“中国梦——实干兴邦”的第五届全国（大芬）中青年油画展刚刚撤展。不同的空间，代表着不同的人群与市场，也连带着大芬一直以来的纠结——复制与原创。如果说原创画廊与美术馆代表着艺术金字塔的塔尖，大量油画店铺与隐匿在楼层之间接单创作的画室，才是大芬真正的主体。
2008年之前，大芬并不存在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原创市场，画不完的外贸订单，装载5000张左右油画的货柜车整天在村里跑来跑去。支撑大芬速度的是黄江的徒弟吴瑞球，在师父的家庭作坊模式基础上，他开创了流水线的行画工业生产体系。1991年就来到大芬的周世强，起初在吴瑞球的哥哥吴瑞周的工作室接单学画。6年之后，吴瑞球离开黄江单干，成立了200多人的工厂，周世强负责管理工作，一边起稿，一边带着一帮小兄弟画画。同一年，周世强结婚了，妻子则是吴瑞周的外甥女。
“2004～2008年，流水线模式达到鼎盛，世界70%的油画来自中国，中国油画的80%来自大芬。”正是在那几年，许多大芬的画师完成了重要的原始积累。作为其中一员，大芬美术产业协会会长周峰将大芬从业者的发展路线总结为：“从画工出来，积累到一定程度成为画师，可以发单了。接到一些单可以找人帮忙了，然后搞店，成为个体户店主。再用别的方式做企业。”在他看来，大芬的发展吻合于深圳制造加工业的总体脉络，2008年之前的黄江时期和吴瑞球时期，都属于OEM（代加工）为主的阶段，所谓“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中的来样加工。区别在于，黄江时期属于市场自发形成阶段，2004年，大芬被列为深圳首届文博会的唯一分会场，政府开始着力将其打造为深圳市的文化创意品牌。
某种程度上，原创是在政府的引领与市场的诉求中得以发展，然而对双方而言，内涵却不尽相同。文博会后，龙岗区政府意识到仅靠临摹复制无法持续，2005～2006年，政府陆续从东北、内蒙古引进20多位各级美协会员，以落户深圳、便宜的租金，还有定期举办的写生与展览等优惠政策，希望他们安心创作，以带动当地的产业升级。扶持政策延续至今，与大芬油画村隔街而望的画家廉租房，严格按照艺术家头衔进行分配：国家级美协会员，三室一厅；省级美协会员，二室一厅；市级美协会员，一室一厅。据大芬村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范育新介绍，大芬目前有28位国家级美协会员，70多名省级美协会员，300多名市美协会员。
2004年，吴瑞球陷入一场版权官司中，在接到一个意大利画商的当代油画复制订单后，被意大利版权所有者告发。尽管钱已经付给了他，官司最后也不了了之，却让他开始意识到版权保护的重要性。从那之后，他提出“版权产品化”的概念，自己起稿，限量生产，比如一幅画只生产100幅。而在周峰看来，画家的学术原创之外，还应该包括融合新内容、新材料、新工艺，与市场更为接近的原创。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外贸订单大幅减少，国内房地产行业快速膨胀，设计师主导的工装市场增长迅速，大芬的产业生态因此发生巨大变化。周峰说，在2016年大芬村41亿元左右的产值中，国内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出口市场。引发改变的还有高涨的租金。2009年的一天，房东突然告诉周峰，画廊的租金要翻一番，如果续租，还要重新再交4万元的入场费。气愤不过，周峰只好离开大芬，把自己的工作室搬到了距大芬村一公里左右的木棉湾的半山上。
独立策展人滕斐将大芬的从业者分为四类：一直画行画的画师；美院毕业的年轻艺术家，希望搞独立创作，被大芬的氛围吸引过去，聚在一起做工作室；一些步入中年的画师，经济独立后，希望提升自己的作品价位，受艺术家影响，开始独立创作；全国各地的各级美协会员。随着行画市场规模的萎缩，房租的上涨，他发现好多在那坚持了很久的人离开了大芬，或者跑出去做独立画家，或者干脆回老家画画。
“大芬成本高，我们价格一涨，客户不买账，就跑到福建、义乌，甚至越南去了。追根溯源，油画产业源于欧洲，后来转场到美洲，再到亚太、东南亚，最后到非洲。2008年后，全球经济环境都不太好，我去有‘越南深圳’之称的胡志明市看了一下，与10～15年前的大芬很像，几百家画廊，规模很大，便宜得要死。那里普通画工一月只要800元的生活成本，而在大芬没有几千元生活不了。”周峰说。
产业的转移，让不少人离开了大芬，同时倒逼传统行画市场升级。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画师对我说：“在大芬只要是摆摊的便宜货，99%都是从福建那边进的货。”
在大芬的几天时间里，无论是画师还是画家，从他们那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大芬是个好地方，但也非常残酷。”好处是毗邻市场，只要画得好就能养活自己；残酷在于竞争激烈，能力不够，把钱花完只得走人。
剩下的“英雄”
1991年，19岁的潮汕人周世强在亲戚介绍下，来到吴瑞周的工作室学画。20多年下来，他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老大芬”，与其他老一辈画师不同，他从未丢掉手中的画笔，一直在自己的工作室画着升级版的传统行画。
当我翻出余海波2016年荷赛摄影获奖作品《大芬油画村》的一张照片给他看时，他很快认出了照片中的自己，还有徒弟林景涛和陈武景。31岁的林景涛在2003年来到大芬，是跟随师父时间最长的徒弟，在大芬，徒弟最多跟师父三年便可以独立接单，另立门户，但林景涛却一直留在师父身边。他们共用一个工作室，各卖自己的画，关系既像父子，又像兄弟。在我和周世强聊天的过程中，不爱说话的林景涛在旁边一直画着一幅抽象画，偶尔，他停下画笔抽根烟，搭几句话。大徒弟陈武景比林景涛早来一年，2008年之后，他停下画笔思考，转型为一名往返于中美之间的油画经纪人。晚饭时分，我们在餐厅偶遇陈武景，他坐在靠窗的桌前，正用笔记本电脑查阅资料。
照片上的人们都很年轻，小伙子们个个光着膀子，十几个人举着他们临摹最多的几幅作品：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凡·高的《向日葵》，在他们的头顶与身后的墙壁上，晾挂着密密麻麻的油画。陈武景依稀记得，那张照片拍摄于2004年六七月间，在吴瑞球位于大芬油画街三楼的厂里。春交会结束后，每年的6月到9月是大芬油画的淡季，时间将近中午，天气炎热，年轻的画工们没有想到自己即将进入历史，让陈武景印象深刻的是，留着长长头发的摄影家余海波，那天穿着凉鞋、大裤衩，浑身都是汗水。
那几年，正是大芬村流水线模式的鼎盛时期，对周世强他们来说，一帮人一天画几百张油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他的印象里，流水线生产模式最早出现于1998年，吴瑞球有次受电视上电子器件流水线的启发，尝试用同样方法生产油画，很快带动整个村子风气为之一转。“晚上我们调好颜色，一个人专门构图，你画花，他画叶，他画枝，我打天空，地方够大的话，一次性过100张。以前一个人一天平均最多画20多幅，采用流水线平均每人都能画三四十张，而且质量统一。”周世强说。
“现在没有流水线了，有也是作秀，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随着外贸订单的萎缩，流水线与货柜的时代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近五六年来流行起来的机器喷绘。喷绘更多运用于构图相对复杂的古典写实画，从基本轮廓到上色，喷绘程度越高，价位自然也越低。周世强很少采用这种方法，除非客户特别提出要求。
2000年后，周世强离开吴瑞球的厂，以600元的月租金在木棉湾租下三室两厅，一边培养徒弟，一边接单画画，人最多的时候，他的画室一度达到20多人。最大的客户是一个意大利画商，周世强每周给他发一次货，每次房间里都堆满了一捆100张的油画。
2007年之后，周世强觉得以前的模式太累，决定不再新招徒弟。很快，他感到了来自市场的变化，外贸订单量直接下滑了80%。不久，他把画室搬到大芬，完全抱着尝试的心态，开始自主创作。
“我开始想着画出自己的风格，自己乱画，啥画都画，不想接外面的单。”周世强说。最先获得成功的是白皮树，后来他又开发出了向日葵，有个意大利人看后很喜欢，夸他构图大胆，流畅潇洒，此后成为他的长期客户，每年都要订购他的100多张向日葵。
获得市场认可，周世强的信心更足。回头来看，他完全是在无意中踩对了市场的变化节点。
周世强的向日葵脱胎于凡·高，在漫长的行画生涯里，他画过大量凡·高的画，但由于信息闭塞，直到2002年买了一些书看，他才知道自己画得不能再熟的向日葵、星空、麦田、丰收都是一个叫凡·高的人画的。周世强对大芬擅画凡·高的人也了如指掌：“画得最好的是一个湖南人，赵晓勇的师傅张正京的朋友，后来走了。那时候他一幅60厘米×90厘米的画要卖到120元，张正京的画则卖67元。”后来，他结识了一位福建三明的老师，跟着他学了三个多月刀画技法，创出属于自己风格的向日葵，立体感强，颜色纯粹，在人们对千篇一律的凡·高复制品感到厌烦时，受到市场欢迎。装饰画的成功如出一辙。2008年，哈尔滨的一位老师接了一笔40多万元的酒店单子，叫周世强一起来画。画完这批订单之后，周世强又跟着他学习了几个月的现代实物画技法，当时，那种结合复合材料的油画很有冲击力，暗合于国内市场的变迁，如今在大芬已非常流行。
尽管每一步的变化都取得了成功，但疲倦仍然不时袭来，此前，周世强曾经多次短暂地放下画笔，先后做过食品、海鲜、超市等行业，但每次都不超过半年，回归的原因也很简单：“想想还是放不下画笔，没办法扔掉，应该说大脑里还是喜欢这个行业。”
去年初，有个英国客人找到周世强，希望以每幅100元的价格，让他批量生产自己的画稿，每个稿要100张。周世强拒绝了他。如今，他的画每幅最少也要卖四五百元，更重要的是，拥有了个人风格的他，有些厌倦那种批量生产模式，也让他有了拒绝的底气：“以前没单到处找单做，现在有单也不想做。”
“在这边画画的人，不说是高手，三年五年还能看到，就是英雄了。”在大芬不少画师看来，周世强显然是他所说的不多的剩下的英雄。
廉租房里的画家
当我在画室见到栾金宝时，他刚和几个村里的画家从周庄写生回来，因为感冒，他在之前两天几乎完全说不出话。按照滕斐的划分，他应该属于那种画了多年行画后走向原创的画家。在安徽艺术学校接受绘画启蒙后，栾金宝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安徽淮南煤矿挖煤，然后负责煤矿的宣传，又开工艺品店。2000年，当他来到大芬时，已经37岁。画了几年行画，2008年，栾金宝跑到北京，自己找老师进修油画，三年后重返大芬，决定孤注一掷地搞原创。
在大芬，接单—外出进修—回来办画廊，已成为一条从画师升格为画家的必由之路。然而，转型之路并不容易，正像一位画师所说：“大芬纯粹艺术性的作品几乎没有，真正搞原创的画家，画出来还是有行画的味道。为啥？因为好卖，市场就在这个圈子。为啥有些大芬出来的画家出名后把名片抹掉，不说自己从大芬出来，好像在污泥坑里洗过，都脏了。”栾金宝并不忌惮提及他的行画背景，只是现实的处境对他来说并不乐观，由于不做订单，原创作品卖得也不好，他的画廊从2008年到现在，一直在吃老本。
在我们聊天的当儿，隔壁画廊的画家廖一刀过来，很快发表了一篇宏论：“大芬这个地方是两个空间，一个是艺术空间，一个是市场空间。想进哪个空间看你自己，安心进去肯定有成效。脚踩两只船，哪个都进不去，只能顾住生活，在这里拼十年二十年，还是那样，不会有变化。只有专注，哪怕死，哪怕穷得一分钱也没有，敢进去才不会让你穷。”栾金宝笑着透露，老廖所以能如此心无旁骛，是因为他已把孩子培养了出来，由他们接单，自己才可以安心搞原创。
前天晚上，栾金宝和好友谢非聚了一下，在他看来，大芬真正出来的画家只有谢非等少数几人，多数人的状态是：“开始带着激情搞原创，但吃不上饭，别人下订单便宜点也就跟着做了，搞着搞着就做商业了，原创慢慢就丢了。”在大芬不少人眼里，谢非属于那种我行我素、斗到底才走出来的画家。
谢非的工作室位于政府提供的画家廉租房，两室一厅不到70平方米的面积，一个月1700多元，比大芬村便宜近一半。1999年4月来大芬前，他从长春大学工艺美术系毕业后，曾在吉林戏曲学院教了三年美术。这所中专院校属于当地贵族学校，学生家长不是乡长书记，就是做生意的老板。每到周末，谢非都疲于应付接连不断的请客，连闭门画画的时间也没有。虽然当时1700元的工资已属高薪，谢非还是决定下海搞装潢设计。
后来，一个同事去深圳玩，打电话告诉他有一个专门画画的村子。听说靠画画能养活自己，谢非没有多想，就决心到大芬寻找自己的画画梦想。
然而，要解决生计问题，他首先要从接行画订单开始。谢非记得，在朋友介绍下，他第一次将作品带给黄江看，黄江看后对他说：“你的画很有功底，但一看就是院校毕业的，这种画我们不要。”受到打击的谢非，只得虚心拜访行画画师，边研究便学画。研究了半个月，他总算从一个画工那接到一张300元的肖像画，画了一周，改了两次，才算交单。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喝酒庆祝一下，总算出师了！
赚钱的喜悦很快过去，他有点后悔自己的选择，客户只会死对稿，没有自己发挥的余地，以后究竟该何去何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谢非开始走原创方向。事实上，最初的原创只能算是一种高端行画，打听好最近的流行样式，然后一点点往专业上靠，那段时间，谢非画了不少照片一样的水乡风景画。
谢非想得很清楚：“什么叫行画？什么叫原创？我自己想怎么画怎么画，然后还有人买，不是很好吗？”比起周世强后来无意中靠拢市场的转变，美术专业出身的谢非，无疑改变得更早也更彻底。彼时，大芬还没有高档油画，2003年，谢非一张画已可以卖到5000元，跨入中高档之列。决定走学术原创的路子后，谢非给自己制定了更加细致的发展步骤，先画好风景，再画人物，原因是人物画分地域，中国人喜欢，外国人可能不喜欢。
当时，外贸订单正火，许多人开画廊赚了钱，面对朋友的劝说，谢非并没有动心。“我感觉自己有能力，就想画点画，搏一把。尽管最后能不能成功，我心里都没底。”谢非说。
2006年，谢非的作品《红军住过的窑洞》，第一次入选全国首届小幅油画展，并获得优秀奖。那还是大芬本土画家第一次获全国性的奖励，那种感觉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得到了验证，“更加执着地走原创这条路，定性了”。
不一样的原创
比起大芬的多数画师，周峰更像一个外来的生意人。1999年，美术教育专业毕业后，周峰在老家河南安阳教了一年书。由于学校发不出工资，他独自跑到深圳一家外贸公司做设计，四年内从基层设计师晋升为设计部主管。2005年，决定单干的周峰发现了大芬，重拾绘画本行，一张画20元，一天画两张。然而只画了两个礼拜，他便产生了放弃的念头：“每天画画时间太长，接收不到外界信息，容易把人画傻。”
类似的想法，曾经徘徊在许多年轻的画工心头，如果不是强烈的爱好，抑或单纯的执念，很少有人能坚持画下来。2008年，周峰后来的小兄弟陈武景，正是厌倦于那种通宵画画的麻木，决定停下来思考一下。接下来的三年里，他每年只花一个多月时间画一个老外的订单，赚够生活费，便把自己关在楼上集中学习，从寻找“为什么会有金融危机”的答案开始，他翻阅了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诸子百家、西方文化的著作。改变首先发生在思想层面。“如果没有2008年，我还保持着以前那种混沌的自信，认为只要你有能力，就有机会，就有单子，可以赚到很多钱。”陈武景说。
接触外部世界后，陈武景开始反思行业存在的问题。时至今日，大芬的恶意复制临摹依然为人诟病。陈武景后来结识的老师刘影钊，以画油画静物著称，他的画在大芬一度被盗版成风，可当他本人走到复制他作品的画师面前，对方还认不出来。2010年，加入大芬美术产业协会后，陈武景和当时的秘书长周峰一起，与深圳版权协会合作，推动一种叫时间戳的版权认证服务，走出大芬自主版权保护的第一步。
对2005年的周峰来说，更务实的选择是开画廊接单。带着外贸公司的工作背景，他的玩法与别人也不同。由于当时一楼好的店面位置太过抢手，周峰将自己的工作室设在了油画街二楼，从电商切入订单市场。周峰在阿里巴巴的B2B平台，做了大芬首个油画分类数据库，后来又进驻阿里巴巴的外贸平台。
2008年之前，周峰的画廊订单100%来自外贸，其中90%来自网络。作为后来者，周峰在行画的巅峰期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2008年，周峰接到两个货柜的订单，都是凡·高的画。第一个货柜发货后，客户提出不要第二个货柜的画了。虽然钱都打给了他，但后来为保存整整一货柜画，周峰不得不另租地方，一放就是两年，算起来还是亏了钱。
这件事对周峰触动很大，他开始思考转型的方向。当时国内市场的发展趋势还不明显，他很自然地想到走学术原创的路，于是让学美术设计的弟弟周奇负责深圳的画廊，自己去北京宋庄寻求出路。
2009～2010年，周峰在宋庄开设了一家画廊，帮助当地原创画家签约国外画廊，收取部分佣金，同时他也摸清了原创画的整套运作体系与画家包装流程。然而，流程的运作周期过长，资本投入过大，让他看不到太多希望，在宋庄投了几十万元后，周峰又回到大芬。
彼时，在国内“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下，大量酒店会所与豪宅楼盘兴起，设计师主导的国内工装市场，更为偏向创意化与多元化的装饰画。周峰和弟弟商量之后，很快明确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变生产商为运营商，把大芬所有的画面提供给设计师。”
周峰将2008年至今的大芬油画产业，统称为ODM（设计代工）阶段。这一阶段的市场需要融合新材料与新技法的原创产品，换句话说，一种不同于学术原创，但更加贴近市场的原创画面。
旅居德国多年的滕斐发现，近几年来，国外业内同行提及大芬的次数越来越少，如果说当年那种全村作画的震撼场面曾给西方艺术带来新鲜的灵感与刺激，那么现在无论是市场，还是设计界，都在要求新的东西。“如果还是那几棵树，或者再画蒙娜丽莎，看都不用看，一闻就知道是大芬的，都已经标识化了，那怎么办？这种便宜不入流的画面，现在有点钱的人谁敢挂？”滕斐说。
滕斐将荷兰阿姆斯特丹一个叫“艺术工厂”的荷兰团队视为样本，在那里，设计师拿着从古典绘画到摄影作品的巨大图库，根据客户的精细要求，为他们搭配设计富有现代设计美感的画面。某种程度上，周峰所做的事情与艺术工厂不谋而合，有趣的是，据滕斐猜测，荷兰设计师团队采用的海量图库，有不少很可能正来自大芬。
2016年，大芬油画行业的人形成一个共识：之前的专业市场正向大众市场过渡，大家将2017年称为“新零售元年”。一个明显的征兆是2012～2016年大芬电商的崛起。赶上电商末班车的画廊老板卢明海非常感慨：“在‘11·11’之后最旺的那三个月，大芬电商每一天的出货量，相当于整个大芬所有画廊一个月的出货量，换句话说，我现在画廊一个月的出货量，都抵不上线上一天的量。很吓人。”另外一个佐证来自展会，在每年的家具展会上，周峰遇到的非专业客户越来越多，“以前装房子是给别人看的，现在是给自己用的”。
墙面经济背后的大芬梦
2010年，吴瑞球的油画工厂规模大幅缩减。他把油画相关的业务交给二哥吴瑞周打理，两年之后，卸任大芬美术产业协会会长一职，将更多精力放在帮各地政府做油画产业园区规划上。从江苏海安523文化产业主题公园，到辽宁省盘锦辽河艺术区，再到进行中的广东陆丰黄金海岸文化旅游产业综合体，吴瑞球以总规划师的身份，帮助当地政府明确定位，引进人才，不少大芬当地的画师也被他吸引了过去。一度，吴瑞球的做法不被龙岗区政府理解，可在他本人看来，自己不过是在把大芬推向全国，以推动国内的文化产业。
“大芬早期属于1.0版本的艺术区，没有物业管理，没有任何配套服务。目前的大芬属于2.0版本，有了物业管理与政府配套服务部门。3.0版本的艺术区，应该将管理变成面向画家们的服务。此外，还应纳入线上线下结合的运营平台。”吴瑞球说。在园区规划过程中，善于总结概念的吴瑞球提出一套艺术区的发展模式理论，在他心目中，3.0模式代表着大芬的未来方向。
2012年，周峰曾组织村里13家企业一起打造针对大芬油画市场的第三方交易平台，后来由于融资等问题暂时搁置，在吴瑞球看来，一腔热血并不足够，平台必须面向全国，思维不对很难成功。无论如何，两位大芬美术协会会长显然都已意识到第三方互联网交易平台的重要性，只是，无论在互联网运作理念，还是资本运作方面，他们显然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大芬未来发展的一个巨大变量还在于，总规划面积达1.12平方公里的南片区开发。范育新告诉我们，已经报批的开发规划，计划在3年到5年内完成一期规划，5年到10年完成二到三期规划。未来，南片区将成为以产业为核心的总部基地，与大芬油画村配套发展。
几天前，大芬村村长请吴瑞球写点东西，为大芬未来发展献策。吴瑞球问他，南片区改造的名字与定位是什么，村长告诉他，是一个叫大芬文化产业园的原创概念。吴瑞球听后摇摇头说：“大芬文化产业园区的定位太小了，又在大芬扩2000个画廊而已，没啥意义，如果我来定位，就叫亚洲当代艺术高地。”在他心目中，大芬油画村与产业园是产业链配套的关系，一边是产业，一边是当代艺术中心，连接国内各大美院与国际上的当代艺术家。
在滕斐眼里，吴瑞球非常聪明，流水线的时代虽然过去了，但他当年提出的“让大芬油画占据大众墙面”的口号，依然明确而有理想。归根来说，大芬的油画产业，始终还是墙面经济，区别在于画面的改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需要艺术与时尚相结合的画面。“大芬应该培养大众喜欢有大量需求的原创视觉作品，而不是培养艺术家；不是培养个体的原创艺术家，而是培养有大众需求的视觉生产团队。艺术家本来就不抱团，而且优秀的永远不多，怎么培养？”滕斐说。
中午时分，周奇拿出去年参展的一幅设计作品给我们看。作品的名字叫“大芬梦”，一个用金属做成的尼龙质感的编织袋，半面打开，里面贴满了他之前的行画来样照片，在编织袋周围散落着他10年间陆陆续续所画的六七千张来样照片，既像超载的行李，也像溢出的垃圾。“90厘米×60厘米，艺术手法，1.前排中间穿红色衣服的女孩，请适当增加笑容；2.中间男孩脸上的强光不画出来；3.左边两个男孩的眼睛都有点眯，稍微画大一些；4.白衣女孩头太大，要改小一些，后面左二的男孩脸上有斑痕，请美化处理。”照片背后记录着密密麻麻的绘画要求，翻开正面，有七个孩子组成的美国大家庭，个个笑容灿烂。
“作品展出时，有人在现场流泪了，它代表了来大芬的一群人。”周奇说。如果这就是大芬梦，相信这梦属于每一个画工、画师、画商与画家，属于曾经的被瞩目，也属于不确定的未来。
（感谢徐东、于爱成、西西、徐家礼、尚朝红对本文采访的帮助）
记者艾江涛摄影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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