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
《我的丁一之旅》是铁生的最后一部长篇，2002年动笔，2005年完成，又写了三年。丁一是最简单的符号，丁是男孩，丁一卯二是确实。铁生开头就阐明，所谓“丁一”，是“我经历的一段时期，经受的一种磨难抑或承受的一次担负”。换一种说法是，“在我漫长或无尽的旅行中，到过的生命数不胜数，曾有一回在丁一”。由第一人称“我”来叙述“他”寄居丁一的这段旅程，丁一是“人形之器”。“我”是什么呢？与器相对，是魂，但铁生用“心识”，是心志、神志。“我”与丁一，构成有趣的叙述，“史铁生”则在小说中插话，“我”称他“那史”，称丁一“那丁”。结尾，丁一之旅结束，“我在史铁生中醒来”，丁一之梦，“不过是一种可能”。
这部30万字的小说，是在《务虚笔记》后，进一步讨论肉身，或者说欲望无奈。整部小说，都在追究性与命的关系。铁生的分辨是，心魂没有性，只有别，只不过行魂需要丁一这样的载体，才有了性别，性是身的标识，比如丁一这一旅程的命。命旅由上帝编导，引言中，铁生就引《旧约·创世记》说，上帝以肋骨造女人，分了凹凸，但她本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伊甸园里他们本不意识到差异，是蛇诱惑吃了禁果，才看清彼此，被上帝逐出。铁生引申认为，逐出后他们分头出发，互为寻找，就构成了生命的悲欢离合。不同的本身，构成性，在不同途径，总又期待交会，构成人生的性质。性命因此是牵系、梦想，一段结束后，另一段又重新开始。这就是存在与虚无的关系。
《务虚笔记》开头的那座楼房和那根白色的羽毛，在这部小说里变成阿春的姐姐阿秋的素白衣裙。阿秋在那关上的门里跳舞，飘飘然的白衣裙就成为丁一欲望寻找的起点。这找经由“我”说，就是“寻找夏娃”。丁一成年后的寻找，先是在肉体的欢娱中穿梭，春光无限，心如跑马，应接不暇，铁生幽默称：“就像一部打孔机。”在人山人海中江郎才尽后，他感觉到千篇一律，认识到“别处无非是别处的此地，此地不过是别处的别处”后，逢学长秦汉，看到索德伯格的《性、谎言和录像带》，因这部影片启发才走进新的层面。这部电影对性爱本质的思考，铁生总结出三个层次：一、肉体关系才是人与人无所顾忌、最深入的交往，是交流的极致。二、交流的极致是忘我，出了囚笼。换一角度，却是真的本我。詹说：“那样的时候，我总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感情。”也就是说，肉体表达的是言语不能表达的感情，肉体演不了假。我们古人因此称性器为“那话（儿）”，铁生称它是“素常言词难于企及的心向或意指，因此是‘名可名‘非常名”。三、詹说：“问题是那种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忍不住要说谎。”铁生解释此话是，以性为引诱的爱，注定自始至终包含欺骗，因为性的本质是优胜劣汰，优胜劣汰的本能决定了要不断引诱欺骗。他的思维，性与爱是抵牾——“性是要挑好的，美的，有抱负，有作为的，优势意味着权力。爱是要你平等地善待一切他者。”因此，“性爱如同水火，你认为水火可以相容吗？”
爱与欲，存在与虚无，多少哲人都在苦苦地寻找准确的答案。铁生的思考，人在伊甸园中赤身裸体，本与自然融于一体，无需遮蔽。穿上衣服，是为了藏——“藏进别人即告平安”，为掩饰差别。但这“藏”，又形成了隔绝。小说中说：“要是没有那堵墙，你会看到两边的人其实经常面对面坐着，甚至床挨床躺着。但你想要越过那堵墙，谈何容易？”到处是空墙之壁，因隔绝才有了“寻”之欲，真是处处相悖。那么“脱”呢？是敞开自己。敞开了肉体，心魂能否相见呢？这部小说的后半部，丁一在《性、谎言和录像带》的启发下，认识到梦想与戏剧的关系，写了一个《空墙之夜》的剧本，与秦汉的妹妹、演员秦娥探讨戏剧中的牢笼打开。在戏剧中，秦娥才走过空墙，与那个“素白的衣裙”、丁一的初恋重叠，“夏娃才来到了娥”，成为彼此的“梦境”。
1995年，史铁生在北京家中的院子里
随即，问题又来了。铁生继而执拗地追问：“爱情既然是人间最美好的情感，却为什么要限制在尽量小的范围内？”于是，在戏剧中，丁一与秦娥的两性关系变成秦汉的女友萨加入的三者关系，这是将顾城在激流岛的故事搬进了梦想（小说中称“丹青岛”）。三者关系，铁生专有一节讨论“淫荡与肮脏”。小说中的“我”反问“那史”：“那由衷的赤裸，你以为淫荡吗？那无所顾忌的袒露，难道你觉得肮脏？”有关詹的“说谎”，他说：“只有真挚感人的言词可以说谎。”但戏剧毕竟不是現实。这部小说中，倒没有出现激流岛残酷的流血，但意识到戏剧与现实的深刻抵牾，将毁掉现实关系后，秦娥与萨都走了——人毕竟都要在现实中栖居，那是正常生活，梦想毕竟不能变成现实。关键是，戏剧代表着“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空间，有限的人物和有限的权力”，摆脱不了权力意志。于是，独留下丁一，“我”在丁一的旅程也就结束了。
写完这部小说，他似乎卸下了肩负，随后还写过几篇散文随笔，重要的是2008年发表在《收获》上的《我的轮椅》。在这篇散文中，他写陈希米买了电动轮椅后带他上颐和园万寿山，在山上他想起凡·高给他弟弟提奥的信上说：“我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到遥远的地方去……我们是地球上的朝拜者和陌生人。”他因此说，此生不过是“扶轮问路”。他写过一首诗《我在》，开头是：“我在我里面想：我是什么？/我是我里面的想。我便/飞出我，一次次飞出在/别人的外面想：他是什么？”
此生最后一年，他年初就发表了呼唤式的诗《葛里戈拉》：“葛里戈拉快救救我吧/请在来的路上染红晚霞/将星光布满天穹，让晚风吹过面颊/葛里戈拉快救救我吧/请在来的路上放出花香/将故事洒进树影/让月光遍地如霜/葛里戈拉快救救我吧/请在来的路上唤醒流萤/将童谣教会蟋蟀/让田间处处蛙鸣。……”葛里戈拉是谁？问希米，她说，就是我们平时常随便说的叽里呱啦，他造的一个代词。我感觉他是真的累了，想走了，开始新的一段，负担也许会轻些的旅程。
他走于2011年1月1日凌晨，60岁生日来临前，没有痛苦。他不屑完成这一个甲子，60岁生日是朋友们一起给他过的，在北京“798”，他的追思会，人满为患。我在这里见到多年不见的许多朋友，北京文学圈基本都来证明他的人缘，他的人品，对他的尊敬。散会后，刘索拉邀我们到她时在“798”的家里吃晚饭，我记得有瞿小松、朱正琳夫妇，希米是收拾完会场后，与港三联的陈翠玲一起来的。那晚我们闲聊时，没风，蜡烛时时被吹动，索拉家的布幔嗦嗦地响，我们就说，一定是铁生来了，他就坐在我们中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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