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伟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是在上海出版的，但出版背后的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
一次讨论
五四运动中，孙中山领导创办的《星期评论》周刊在上海问世，它由早期共产主义者编辑。这本刊物积极研究、介绍社会主义而获盛名，在进步知识分子中影响挺大，发行量很快就超过3万份。
1920年2月的一天上午，在素有“报馆街”之称的上海望平街（今山东中路，从福州路至南京东路一段），一个中年人匆匆跨上黄包车，叮嘱车夫拉快点。这就是上海《民国日报》经理、“觉悟”副刊主编邵力子，他参与编辑《星期评论》周刊，此刻是要赶去参加编辑会议。
车夫扯起了油布篷，依然冷风嗖嗖，邵力子伸手把围巾裹紧，脑中仍在想：1899年春，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登载的文章中就最早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话，但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至今仍未出现，同仁们都觉得应尽快改变这种情况，已多次谈到，今天要正式进行讨论。
20分钟后，黄包车停在上海白尔路（今自忠路）三益里（遗址现已融入翠湖天地御苑住宅小区）弄口，邵力子付了车钱，走进弄内17号《星期评论》编辑部。沈玄庐、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已坐在客厅里，他看了看怀表：“我有事先去了一次报馆。不过，眼下刚好上午10点，没迟到，哈哈……”
开始讨论时，邵力子首先发声：“有学者在演讲中指出，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已是时代的呼唤。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本刊应努力推动！”
那时，戴季陶思想激进，极为推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曾从东京带回一本由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原先打算译成中文，仅译了一部分就感到难度很大，他提出：“这项工作要完成不容易，还是请人翻译，在《星期评论》周刊连载。”
李汉俊也懂日语，但他负责《星期评论》周刊的编辑事务，实在挤不出时间，就表示：“请一位堪当此任者翻译，我赞成。但谁是合适人选呢？”
邵力子喝了口热茶，说：“多次向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投稿的陈望道，不仅思想进步、精通日文和英文，而且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识。我认为，能承担此任者，非陈望道莫属。”
经反复商量，这个建议最终得到各位赞同，陈望道被确定为《共产党宣言》译者。
结束这次建设性的讨论，已到午餐时分，几个人就一起去三益里旁的小摊吃馄饨。走出弄口，当空的太阳照射下来，让大家感觉到了一种暖意。
勇担重任
1920年早春，杭州乍暖还寒。这天，陈望道正欲从租住处出门，邮差过来递交一封上海来信。他拆开一看，是邵力子寄发的，以为又要自己给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撰稿;经细看才知，这是代表《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自己翻译《共产党宣言》。他的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暖流，小房间内的寒气似乎也一下子被驱散了。
陈望道出生于浙江义乌西北山区。在16岁时，他翻山越岭去县城绣湖书院，学习数学和博物。随着眼界的扩大，他又来到上海补习英语，打算赴欧美留学，但由于经济条件等原因未能如愿，遂前往日本。抵达东瀛后，他结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河上肇等，常阅读其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渐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回国后，他担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今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国文教师，积极投入五四运动，与进步师生一起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在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事件中，面对顽固守旧势力的迫害，愤然离职。他意外地收到邵力子的函件，非常激动：《共产党宣言》博大精深，不少人曾想全部译出未能如愿;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手，向世人奉献一个高质量的全译本，使它成为“唤醒中国这头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
于是，陈望道回到义乌故里。在分水塘村老宅，他根据《共产党宣言》日译本、英译本，并借助《日汉辞典》和《英汉辞典》，着手进行翻译。为了避免嘈杂干扰和防备敌人搜查，他整天躲在简陋的柴房里，凭借一盏油灯、一块铺板、两条长凳，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他对于翻译工作专心致志，除了短暂的睡眠时间，他不肯浪费一分一秒，就连一日三餐都由母亲拎着篮子送入柴房。
一天，母亲因对儿子明显消瘦感到心疼，特地包了几个糯米粽子，加上一碟温补祛寒的红糖，对他说：“粽子是刚出锅的，蘸蘸红糖，赶快趁热吃。”陈望道“嗯”了一声，却仍在低头写字。母亲站在屋外，关心地问儿子是否还要添点红糖。陈望道随口回答：“够了，味道非常甜。”过了一会儿，母亲进柴房收拾碗碟，看到儿子嘴唇周围乌黑一片，先是一惊，再瞧瞧紧挨着那碟红糖的一方砚台，她顿时明白一切，不由得“噗嗤”笑出声来。原来，陈望道太专心，竟错把墨汁当红糖蘸了。
陈望道经数十天的艰苦奋战，在4月底基本完成了翻译任务。这时，《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他赴沪，参与编刊。当他提着箱子赶到上海，寻抵三益里17号，在阳台上见到沈玄庐、李汉俊、沈雁冰等，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在上海，陈望道又认真对《共产党宣言》译稿作了整理。6月27日晚，他托俞秀松把《共产党宣言》译稿带给陈独秀，并说：“希望能帮我指出翻译方面的不足之处。”
俞秀松欣然答应：“好，明天早上我就送过去。”
秘密出版
陈独秀住在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幢石库门房屋为两楼两底，红漆窗檐很典雅，花岗石门框的过梁两端有刻纹雀替;进门是个大天井，后面还有一个小天井。陈独秀把楼上作为卧室，还安排一间书房;楼下客厅放一只皮面靠背摇椅，一块小黑板上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旁边的厢房，就是《新青年》编缉部。
在1920年6月18日之前，陈独秀于寓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开会，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并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6月28日上午9点，俞秀松来到这里，把《共产党宣言》译稿交给陈独秀。俞秀松感叹：“望道花了大量心血，终于完成这个重要任务！”
陳独秀说：“太好了，应尽快让人们看到完整、准确的《共产党宣言》译稿。”
俞秀松点头：“对这本书的翻译，确实应特别忠实精细。”
“原先计划在《星期评论》周刊连载，但这本刊物已在6月上旬突然遭查禁。”陈独秀想了想说，“等我和汉俊一起校勘后，再请望道改定，到时就用‘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秘密出版单行本吧！”
不久，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帮助下，建立“又新印刷所”，它的名称含有“日日新又日新”之意。又新印刷所设于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今复兴中路近顺昌里西南一带），系一幢单开间三层石库门房屋，顶层有晒台，底层有天井，青砖清水外墙镶嵌红砖带饰。又新印刷所由郑佩刚负责，他在此安置一部旧印刷机，并将熟悉印刷技术的妻子从广州请来，又招用几位熟练技工，开始印刷《共产党宣言》。
在1920年8月17日之前，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又新印刷所印出1000册，该书竖排平装，小32开本，共56页，用5号铅字排印;封面为浅红色，有马克思半身坐像，印着“马格斯（按即马克思）安格尔斯（按即恩格斯）合著”和“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等字样;因排字工人的疏忽，封面上“共产党宣言”被误印成“共党产宣言”，这却为以后鉴别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初版本提供了依据。到9月，为了满足读者需求该书再版，仍由又新印刷所印出1000册，并纠正了封面书名的排字差错。
陈望道特意赠送了一册给鲁迅，鲁迅称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深远影响
当年，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曾把《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寄给各地共产主义者，它在建党过程中起到理论指导作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最初也都是通过学习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1949年7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遇见赴会的陈望道，曾紧紧握住他的手，当着在场代表们的面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并意味深长地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