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家工厂门口都挂着醒目的招聘横幅：
品质厂对面的工厂，门口挂的招聘横幅，鲜亮的红底白字：
怡兴印刷厂大量招聘男/女普工，1310元/月+全勤奖40元/日，加班费平时9.05元/时，周六周日12.59元/时，包食宿。
与这个印刷厂的广告迎面相对的是品质厂更大的招聘横幅，仿佛戏台上的叫板，更为醒目：
本厂大量招聘男女普工，底薪1350元/月，平时加班11.64元/小时，双休加班15.52元/小时，双休双薪，另加360元饭票，住宿免费（不扣任何费用）。
工厂如此大张旗鼓比拼各自的优厚条件，这与几年十几年前已显着不同。工厂与工人之间主动和被动的关系已悄然发生变化。负责给新工人发放工装和厂卡的阿秀告诉我，就在几年前，品质厂门前来应聘的人还彻夜排队，而今各家工厂都面临劳务危机。电视剧《外来妹》中的很多情景，在沿海工业区已成了历史。
路上没有老人，来往的多半是各厂的年轻工人。这是一条工厂之路、打工者之路，与老人无关、与长安当地农民无关；与前仆后继的外来打工者有关，与我后来接触到的贫穷的农民有关，与怀揣理想欲以打拼天下的年轻的梦想者有关。这条路上阶级分明，出进各厂的小轿车里坐的是不穿工装的工厂老板、高管，行走在路上的是服装简朴的工人。路上，我不断看到这样的情景：一对年轻男女共享一辆脚踏车，男孩蹬车，女孩王后似的扶着男孩的肩膀在后座站立，眺望远方。他们的身体紧紧依靠，这种骑单车的方式在长安很普遍，但是我第一次所见。这是恋爱中打工仔和打工妹们的幸福专享，辛苦工作之余的美好。在工厂，我能体味到拥有一份感情的踏实和欢喜。
我想起一组表现东莞外来打工者纪实生活的图片，一张相片给我印象很深：一条公园长椅上，一个打工妹躺在小伙子腿上，小伙子弯腰亲吻姑娘，相片的文字说明是：“两个打工者在亲热”。我很喜欢这个文字说明，“亲热”这个词让我感动。
长长的小路两头，都有个路牌，上面标着这条路的名称：品质路。
这天，严泽带我去看另一个祠堂：文氏宗祠。我很愿意尽可能多地看看长安。
文氏宗祠在长安镇东面的涌头村，“涌”在广东读“chong”，是“河汊”的意思。祠堂三进结构，天井很深，一方天光外可以看到村民簇新的小楼房。祠堂正房摆一张长长的供几，墙中间悬挂一幅黑白画像，近处细看了，是文天祥的像。画像一边，张榜公示着修葺祠堂的捐款人的姓名和捐款数额，绝大多数是文姓人家。祠堂里大都是老人，下棋、打牌、聊天。
在长安，在孙氏宗祠、文氏宗祠，祠堂周遭，我所见的是真正的长安原住民。仿佛一棵古树的根系，祠堂深深楔入历史，它的身边，散逸着长安原有的样貌和气息。但实际上，在涌头村，原住人口不到2000，而外来人口已达30000，可以想见这涌入的人群给涌头村带来的巨变。好在还有祠堂，祠堂近旁，还有个涌溪古庙。古庙说是清朝乾隆年建的，里面供奉了菩萨、太上老君、送子娘娘这几位亲切的神。庙里，一个老妇正用洗涤剂擦洗一个古老的油灯，铜碗擦得锃亮，真是可惜。院里有凉亭，香炉，老树。方正的庙宇，细腻的青砖，这古庙看上去甚是端庄小巧宁静。这是村人的庙，为着村人内心的稳妥，就像那个能让涌头村的老人们和文天祥的画像安然待在一处的祠堂。
果然，幽然的古意很快戛然而止，走出不长的社区，车流熙攘的街市两边，挨家挨户都成了作坊，到处是刺鼻的气味、刺耳的金属切割声。被当做车间的屋子，暗黑陈旧，里面陈设着简单粗笨的机器和厚重的金属案几。这些成片的作坊主要生产电子、印刷、玩具、模具等，虽然十分小型，但生产看上去很热烈。涌头村的村民成了作坊主、成了资本的拥有者，大量外来务工者成了他们的劳力。涌头村村民原有的家院成了作坊，他们更为宽敞的现代化居所在长安镇找到了更佳的位置。我想，涌头村可以当做长安被工业吞没的实例之一。
就在我目光所及的长安几乎被喧嚣的工业彻底侵吞的时候，严泽峰回路转，带我去看一个风光幽美之地。我后来想，作为两个外来者，尽管他在长安已十多年，但对长安的认识，严泽与我必然有心心相通之处。
严泽载我去看的这一片湖光山色，被称为长安的后花园。
莲花山，因为山的几座主峰酷似绽开的莲花花瓣而得名。山脚拥着一波湖水，山色翠绿清幽。车蛇形上下，四处杂树繁花，植物的芬芳扑面而来。蝉鸣鸟啼、溪流淙淙。先时涌头村成片的作坊带来的嘈杂和芜乱立刻被过滤殆尽。莲花山，让我看到了长安的大自然，看到了长安婉约柔美的一面，也隐显出了长安多年前的田园底色。作为工业的反面，莲花山被称为长安的“后花园”，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但感觉这名称里又有着隐隐的窘迫。
在工厂外的长安，半日仿佛很长。
黄昏刚过，天色渐黑。这时，长安镇迅速蒸腾出的热烈，令人吃惊。先前，东莞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平日，街头安静，但逢周末，街市人山人海，一家家工厂的工人们放风般涌出。在这个日常的黄昏，我见识了长安的这一壮阔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