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委屈中，看到她迅速穿好了衣服，迳直走进河里。这一次，她没有洗自己，而是仰面躺在了水上，顺流而下。她就这样漂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了河滩上。下午的太阳黄澄澄地照在水面上，像是装了一河的金子。
有几个学生从远处的山路上走过，放学了。我也走上了回家的路。刚才的经历像一场梦。我回望了一眼河边，安白云的鸭子撒在浅草滩上，她坐在鸭子中间一动不动。脑海里又是青草上的安白云，我甚至又闻到了某种香甜的味道。
此后的日子里，长大的愿望从来没有如此迫切。但长大从来不是一件可以轻易如愿以偿的事。再次见到安白云，我会低下头去，等待那阵青草混合着肌肤的气息。我们在河边见面，有时候是远远地看着她，有时候会走过去跟她说几句话。她一天天憔悴下去，脸上没有了血色，眼睛里没有了神采。
“我告诉你一件事，但你不准骂我，”有一天下午，我在河边堵住了她，“我听人说，你最近跟好几个人那个了。”
“哪个？”
“就是我们上次那个。”
“是的。”她说，“你管得着？”
我一时语塞，心里有一种剧痛荡漾开来。我真想抬手给她一个耳光，但她脸上一副无所谓的表情。我朝前走，她又叫住了我。
“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如果说出去我就宰了你。”她说，“我怀孕了，我不知该怎么办了。”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瞬间将我劈成了两半。我突然想到了乡卫生院后面的那个瓦窑，里面堆着好多引产出来的死孩子。那是一个计划生育深入人心的时代，即使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也知道这项天天都在宣传的国策。
“你去引产吧，”我说。
“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安白云没有死，但她疯了。一夜之间，风岭人见面都在说这件事。最先看到她疯的是陈老歪，他早起上山找柴，看到安白云赤身裸体地从家里跑出来，被安发财给抓回去了。这件事在风岭传了很多天，但除了陈老歪以外，还没有人看见疯了的安白云。过了几天，有人看见安发财鬼鬼祟祟地去乡里请医生。有人从他家门外经过，听到安白云在骂声中踢门。可是，安发财说，那是他家的骡子在踢门。
直到有一天，安发财憋不住了，他跑到村公所找梁发福大哭一场，承认了安白云疯的事实。
安白云重新出现在风岭，她披头散发，上身穿一件蓝色绒衣，下身穿黑色喇叭裤，脚上穿着拖鞋。她有时候沉默得像个影子，悄无声息地走在风岭，能够吓人一跳。有时候，她会突然烦躁起来，不光骂人，连鸡狗也不放过。有时候，她不骂人，突然吼出一首歌来，不走调，还和从前一样动听。
我悄悄跟在她身后，以为她没看见，可她突然转过身来，高声说：“你只有十二岁。”
“我快要考试了，”我说，“我能够考进县城。”
“县城里人多，狗娘养的。”
她一脚踢飞了拖鞋，“哗”地一声拉下了衣服拉链，露出了里面的T恤，两座山峰耸立。
我蹲下身给她捡拖鞋，一滴眼泪砸进了灰尘里，像一面镜子被打碎，我在迷蒙中努力去拼凑安白云过去的影子。我将拖鞋扔在她面前，她嘿嘿笑着，套了进去，然后继续朝前走，嘴里唱：
山青水秀太阳高/好呀么好风飘/小小船儿撑过来/它一路摇啊摇……
她和她的歌声，消失在了我的视野里。
伏天的时候，安白云似乎疯得更厉害了。酷热的天气，让她总是为了裸体行走而跟家人斗争。一不小心，她就会赤裸着跑出来，在村里游荡，她的背上泛着青苔一样的颜色，那一对奶子，越发像两个青瓜。
当我拿到了县中的录取通知，她已经成了风岭人争相躲避的对象了。她赤脚走在村里，手上拿一根木棒，见到会动的东西她都要打。
“我考上了，”我对她说，“县中，你还记得吗？”
她看了我一眼，嘿嘿笑着走了。我追上去，塞了一把糖在她手里，趁她还没有反应过来时，逃掉了。那一天，我的兜里揣着红色的录取通知，走在风岭，见人就掏出来给对方看。那是一张进入县城的通行证，我是风岭第一个考进县中的学生。我专拣人多的地方走，去用别人的夸赞填满内心的虚荣。大半天的时间，我跑遍了风岭，将这条喜讯传到了每一个角落里。
下午的时候，我坐在篮球场上休息，又看到几个人远远地走了过来。我掏出录取通知，朝他们奔跑过去，等走近了一看，才知那是四个穿着制服的警察。
这四个警察直接进了村公所，找到了梁发福。我跟着进去，被老梁轰开了。
过了一会儿，村里的大喇叭里传来了歌声。在地里干活的人们，听到喇叭声，心里莫名紧张起来。他们知道，大喇叭一响，准没好事儿。但当梁发福通知说是有警察到村里了解一些情况的时候，他们还是赶紧放下了手中的活，聚到了村公所。
“前段时间，是不是有一个叫黄风的人在这里搞社教运动？”警察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