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调度资金得有个时间，农民一时没有拿到钱，心里急呀，那天得知镇里为谢林仿送行，便自发地涌进镇里，要求谢林仿给个说法。谢那个时候要是出面，不被老百姓捶成肉酱才怪，所以连送行宴都没敢参加，坐进小车偷偷溜了，留下的烂摊子只能由他来收拾。他带领全体班子成员和机关干部把几百农民组织进镇里的小会堂。在大会上，他实事求是地还原了事件的真相，也庄严地作出了承诺，农民们的心态才得以平复情绪得以稳定。会议结束，在农民们井然有序地走出会堂时，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突发心脏病，猝死在镇政府的操场上。
这下可真是闯下大祸了。农妇的几个儿子开口就要镇里赔八十万，经过讨价还价，然后降到五十万，一个子儿也不能少。镇里怎能答应这种无理条件？于是农妇的几个儿子将其母亲的尸体摊在镇里，哀乐声声，花圈满棚，闹得乌烟瘴气。最后在派出所的强行干预下，尸体才被拉去火化。但农妇的几个儿子背上行囊走上了上访之路。他们先到县里告，没告出门，又到市里告，也没告出门，再到省里告，而后告到北京。那个时候各级领导对信访尤为重视，宁阳出现非正常赴京上访后，被省里点名，被市里通报。县委无奈，既要给上边有个交代，又要给农妇家一个说法，决定给所谓的责任人一个处分。县纪委书记先去找了谢林仿，被谢林仿一口拒绝，他说：“首先，我已调离黄林。再则，事发时我不在现场。你们不能把一个已经调走的人拉回来再作处分吧。”谢林仿不愿背这个处分，是当时县里准备为他解决副县待遇。
接着，县纪委书记找到他，他本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因为这件事与他无甚关系，完全是谢林仿所为，油厂老板是他亲自招来的，镇里出面担保是他拍板决定的，老板跑路也是在他任一把手期间发生的。作为镇长，他认为既然是书记决定的事，少插手为好，所以平常对油厂之事也鲜少过问。但这些话他一句没说，只说了一句：“听任组织决定。”
县委常委会上，虽然定调处分只是走个过场履行个形式，不记录档案，不影响升迁。但是，为处分谁还是争得不可开交。最后，县委书记发表了倾向性意见。他说谢林仿在宁阳最为边远最为艰苦的乡镇工作近三十年，做党委书记八年，不简单啦！县里刚刚向市委申报为他解决副县级待遇，要是背个处分，这件事不就黄了。一把手这么说了，其他常委还能说什么呢？当然归他堵“枪眼”作牺牲。
他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平调到河口镇做镇长。
党委书记的职位，像煮熟的鸭子，眼睁睁地看着它飞了，他的心里是有些难过的。他的高中同桌，至今仍走动频繁的好朋友邓建明请他吃饭，愤愤不平道：“县里为照顾老同志没错，但不能让无辜的年轻干部‘顶包’受罚呀。这口气不能这么随便咽了，你得去找县委书记申冤。”他摇头拒绝了。邓建明埋怨道：“窝囊！你当了一次软柿子，今后大家都可以把你拿在手里捏了。”他淡然一笑，支吾过去。他有自己的考虑：书记一言九鼎，他决定的事，你再去申辩，除了表明你年轻气盛政治上不成熟外，还表明你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不能正确看待组织决定，那可犯了官场大忌呀。所以，尽管心里头有些失落有些不爽，他还是乐意地接受了处分并喜笑颜开地到河口镇任职。他坚信：县委书记能够坐上那个宝座，对于干部不会偏心到哪去。他那么做，肯定有他的政治考量和全盘运筹。何况，自己三十出头，吃点亏受点屈在升迁上打下盹儿算不得什么，今后有的是赶本追击的时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吃亏能养德，忍耐能养心。”再说啦，上天是公平的，你吃了亏，他会瞅准机会想方设法为你抹平。
黄秋生带着老林走进来，才打断他的思绪。他赶忙站起身，询问道：“情况怎么样？”黄秋生信心满满道：“对付他们，我有经验，几条几款一讲，他们不就撤了。”他有些不放心地追问道：“难道没提什么条件？”老林插进来道：“怎么没提条件？他们让镇里十五天之内余款兑现到位。”他心事重重道：“看来这件事远未结束，只怕我们得多长几个心眼。”黄秋生大包大揽道：“没那么复杂，晚上我们给江书记作个汇报，定个调，后续之事交我处理就行了。”看到黄秋生这么从容这么有信心，他的心里也放宽了一些，赶紧应承道：“好吧，我和江书记约定时间。”
下午，他给江书记发了一条短信，告之上访经过及晚上汇报事宜。江书记马上回复过来，让他通知黄秋生、纪委张书记及马副镇长晚上在小会议室里开会。
江书记在县里参加了一天的会，他没吃会议安排的自助餐，而是赶回镇里，在机关食堂随便扒了两口饭，就直接到小会议室召集会议了。
黄秋生简要介绍了汪河村的上访情况。带头者叫汪新华，是村支书汪新成的叔伯兄弟，曾做过民师，现为镇上一家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他们要求镇里迅速兑现六年前的征地尾欠款，给了半个月的缓冲时间。否则，他们将把上访升级。
江书记听完，预感不好道：“汪河村上访，访得突然，访得蹊跷，针对性很强。并且恰在这个时机，书记和村主任相继请假外出……”
“怎不是呢？”赵启明附和道：“江书记，现在当务之急是得解决他们提出的要求。”
江书记将目光投向马副镇长。
马副镇长通报道：“按合同，镇里每年每亩支付村里一千二百元，支付五年，已每亩支付六千元。到第六年，一次性结清余下的土地补偿款每亩三万九千元，镇里征地两千亩，共需支付七千八百万元。目前镇里的账上只有几百万元，难以支付这笔款项。”
“哎呀，当时是谁订这么个合同，完全是自己给自己设套。”纪委张书记听到这么个巨额数字，随口埋怨道。
张书记刚来镇里一两年，对合同情况一无所知，黄秋生望着他直眨眼，示意他别再往下说。
没想到江书记倒很坦然，毫不避讳道：“六年前我们招引台商来建这个食品工业园，台商要求我们零地价提供土地。对老百姓的补偿，我们准备分年偿付，三十年付清，但当时上面政策不允许，于是采取了这种变通的方式。为啥定五年？是因为按当时的经济发展势头，五年内工业园区将装满项目，税收返还支付余款应该绰绰有余。哪知道这几年经济下行，园区土地只被征掉一半。”
赵启明听完，从心里佩服江书记，他的解释冠冕堂皇无可挑剔。其实，他专门问过黄秋生：江书记明知五年后镇里根本还不起这笔钱，为啥还要签这份合同？黄秋生笑道，江书记当然考虑过，他预测他的仕途，在城关镇多则五年，少则三年，就要进县里的班子。他只管当时能签下合同留下政绩，自己拍屁股走人了，后面谁兑现合同谁筹钱还债与他有啥关系？所以呀，江书记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在城关镇做书记的时间超过了五年。
黄秋生建议道：“江书记，镇里砸锅卖铁，恐怕也难筹足这些钱。我看可以和村里坐下来谈，再来个分年偿还。”
“县财政今年分成到我们镇里还剩多少钱？”江书记问马副镇长。
“一千万多一点吧。”马副镇长回答道。
“在一个月内筹集一千六百万有问题吗？”江书记继续问。
“我尽量争取。”马副镇长点头道。
“好。”江书记摸摸头发，这是他作决策前的习惯动作，“一口气兑现，镇里承受不了。我想分五年偿还，每年偿还一千五百六十万。”江书记坚定无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