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顶包计(2)

时间:2016-05-17 10:59:16 

财政调度资金得有个时间,农民一时没有拿到钱,心里急呀,那天得知镇里为谢林仿送行,便自发地涌进镇里,要求谢林仿给个说法。谢那个时候要是出面,不被老百姓捶成肉酱才怪,所以连送行宴都没敢参加,坐进小车偷偷溜了,留下的烂摊子只能由他来收拾。他带领全体班子成员和机关干部把几百农民组织进镇里的小会堂。在大会上,他实事求是地还原了事件的真相,也庄严地作出了承诺,农民们的心态才得以平复情绪得以稳定。会议结束,在农民们井然有序地走出会堂时,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突发心脏病,猝死在镇政府的操场上。

这下可真是闯下大祸了。农妇的几个儿子开口就要镇里赔八十万,经过讨价还价,然后降到五十万,一个子儿也不能少。镇里怎能答应这种无理条件?于是农妇的几个儿子将其母亲的尸体摊在镇里,哀乐声声,花圈满棚,闹得乌烟瘴气。最后在派出所的强行干预下,尸体才被拉去火化。但农妇的几个儿子背上行囊走上了上访之路。他们先到县里告,没告出门,又到市里告,也没告出门,再到省里告,而后告到北京。那个时候各级领导对信访尤为重视,宁阳出现非正常赴京上访后,被省里点名,被市里通报。县委无奈,既要给上边有个交代,又要给农妇家一个说法,决定给所谓的责任人一个处分。县纪委书记先去找了谢林仿,被谢林仿一口拒绝,他说:“首先,我已调离黄林。再则,事发时我不在现场。你们不能把一个已经调走的人拉回来再作处分吧。”谢林仿不愿背这个处分,是当时县里准备为他解决副县待遇。

接着,县纪委书记找到他,他本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因为这件事与他无甚关系,完全是谢林仿所为,油厂老板是他亲自招来的,镇里出面担保是他拍板决定的,老板跑路也是在他任一把手期间发生的。作为镇长,他认为既然是书记决定的事,少插手为好,所以平常对油厂之事也鲜少过问。但这些话他一句没说,只说了一句:“听任组织决定。”

县委常委会上,虽然定调处分只是走个过场履行个形式,不记录档案,不影响升迁。但是,为处分谁还是争得不可开交。最后,县委书记发表了倾向性意见。他说谢林仿在宁阳最为边远最为艰苦的乡镇工作近三十年,做党委书记八年,不简单啦!县里刚刚向市委申报为他解决副县级待遇,要是背个处分,这件事不就黄了。一把手这么说了,其他常委还能说什么呢?当然归他堵“枪眼”作牺牲。

他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平调到河口镇做镇长。

党委书记的职位,像煮熟的鸭子,眼睁睁地看着它飞了,他的心里是有些难过的。他的高中同桌,至今仍走动频繁的好朋友邓建明请他吃饭,愤愤不平道:“县里为照顾老同志没错,但不能让无辜的年轻干部‘顶包’受罚呀。这口气不能这么随便咽了,你得去找县委书记申冤。”他摇头拒绝了。邓建明埋怨道:“窝囊!你当了一次软柿子,今后大家都可以把你拿在手里捏了。”他淡然一笑,支吾过去。他有自己的考虑:书记一言九鼎,他决定的事,你再去申辩,除了表明你年轻气盛政治上不成熟外,还表明你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不能正确看待组织决定,那可犯了官场大忌呀。所以,尽管心里头有些失落有些不爽,他还是乐意地接受了处分并喜笑颜开地到河口镇任职。他坚信:县委书记能够坐上那个宝座,对于干部不会偏心到哪去。他那么做,肯定有他的政治考量和全盘运筹。何况,自己三十出头,吃点亏受点屈在升迁上打下盹儿算不得什么,今后有的是赶本追击的时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吃亏能养德,忍耐能养心。”再说啦,上天是公平的,你吃了亏,他会瞅准机会想方设法为你抹平。

黄秋生带着老林走进来,才打断他的思绪。他赶忙站起身,询问道:“情况怎么样?”黄秋生信心满满道:“对付他们,我有经验,几条几款一讲,他们不就撤了。”他有些不放心地追问道:“难道没提什么条件?”老林插进来道:“怎么没提条件?他们让镇里十五天之内余款兑现到位。”他心事重重道:“看来这件事远未结束,只怕我们得多长几个心眼。”黄秋生大包大揽道:“没那么复杂,晚上我们给江书记作个汇报,定个调,后续之事交我处理就行了。”看到黄秋生这么从容这么有信心,他的心里也放宽了一些,赶紧应承道:“好吧,我和江书记约定时间。”

下午,他给江书记发了一条短信,告之上访经过及晚上汇报事宜。江书记马上回复过来,让他通知黄秋生、纪委张书记及马副镇长晚上在小会议室里开会。

江书记在县里参加了一天的会,他没吃会议安排的自助餐,而是赶回镇里,在机关食堂随便扒了两口饭,就直接到小会议室召集会议了。

黄秋生简要介绍了汪河村的上访情况。带头者叫汪新华,是村支书汪新成的叔伯兄弟,曾做过民师,现为镇上一家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他们要求镇里迅速兑现六年前的征地尾欠款,给了半个月的缓冲时间。否则,他们将把上访升级。

江书记听完,预感不好道:“汪河村上访,访得突然,访得蹊跷,针对性很强。并且恰在这个时机,书记和村主任相继请假外出……”

“怎不是呢?”赵启明附和道:“江书记,现在当务之急是得解决他们提出的要求。”

江书记将目光投向马副镇长。

马副镇长通报道:“按合同,镇里每年每亩支付村里一千二百元,支付五年,已每亩支付六千元。到第六年,一次性结清余下的土地补偿款每亩三万九千元,镇里征地两千亩,共需支付七千八百万元。目前镇里的账上只有几百万元,难以支付这笔款项。”

“哎呀,当时是谁订这么个合同,完全是自己给自己设套。”纪委张书记听到这么个巨额数字,随口埋怨道。

张书记刚来镇里一两年,对合同情况一无所知,黄秋生望着他直眨眼,示意他别再往下说。

没想到江书记倒很坦然,毫不避讳道:“六年前我们招引台商来建这个食品工业园,台商要求我们零地价提供土地。对老百姓的补偿,我们准备分年偿付,三十年付清,但当时上面政策不允许,于是采取了这种变通的方式。为啥定五年?是因为按当时的经济发展势头,五年内工业园区将装满项目,税收返还支付余款应该绰绰有余。哪知道这几年经济下行,园区土地只被征掉一半。”

赵启明听完,从心里佩服江书记,他的解释冠冕堂皇无可挑剔。其实,他专门问过黄秋生:江书记明知五年后镇里根本还不起这笔钱,为啥还要签这份合同?黄秋生笑道,江书记当然考虑过,他预测他的仕途,在城关镇多则五年,少则三年,就要进县里的班子。他只管当时能签下合同留下政绩,自己拍屁股走人了,后面谁兑现合同谁筹钱还债与他有啥关系?所以呀,江书记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在城关镇做书记的时间超过了五年。

黄秋生建议道:“江书记,镇里砸锅卖铁,恐怕也难筹足这些钱。我看可以和村里坐下来谈,再来个分年偿还。”

“县财政今年分成到我们镇里还剩多少钱?”江书记问马副镇长。

“一千万多一点吧。”马副镇长回答道。

“在一个月内筹集一千六百万有问题吗?”江书记继续问。

“我尽量争取。”马副镇长点头道。

“好。”江书记摸摸头发,这是他作决策前的习惯动作,“一口气兑现,镇里承受不了。我想分五年偿还,每年偿还一千五百六十万。”江书记坚定无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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