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儿管外祖父叫姥爷，而外祖父的哥哥自然就应该叫“大姥爷了。”在我记忆中的大姥爷，是一位孤独的沉静的被生活和社会几乎忘却了的可怜的老人。
大姥爷是一个戏剧演员，过去人们都说是个“唱戏的”，或者叫做“戏子”，言淡之中多带着贬意。当初大姥爷选择这个职业也并非情愿，只是因为解放前家庭贫困，经常缺吃少穿，为了活命，就把大老爷送到一个流动的戏班子里了。
大姥爷天生一副好嗓子，没几年，就在远近小有名气。大姥爷是唱“白脸戏”的，自然演的角色多是坏人，在当时的确是一个难得的角儿。戏班子里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却可以填饱肚子，那时的大姥爷真正没把演戏当成什么艺术，大概，这就是他至死也没有真正悟出表演艺术真谛的原因了。
现在的演员都很吃香，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去当演员，不仅社会地位高，而且还能赚很多的钱，但在解放前，大多数人做演员却是迫不得已的事儿，因为演员同教师一样，都是没人干的“下九流”的行当。所以，即使大姥爷的戏唱得好，也少不得乡亲爷儿们的数落，在那些人的眼里，唱戏的不是什么好事。自然，从那时起，大姥爷心中就有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疙瘩。多年以后，当大老爷含着最后一口仙气躺地病床上时，他努力睁开两只吓人的眼睛，还神志不清地问外祖父：小时候就怎么没想到唱戏是“下九流”呢？
心中再苦，但饭还是要吃的，所以戏也还是要唱的。解放了，“戏子”的日子好过多了，大姥爷清醒了很多，演艺进步了不少。
当然，舞台上的大姥爷，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小就没上过一半天学的穷人家的孩子，就因为会唱戏，硬是被批准划成了右派，成了“革命”的对象。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不得不先在戏台上唱戏，而后又在戏台上挨批斗，“革命”者说：历史上有那么多的英雄好汉你不演，却偏偏去演曹操、秦桧，你这是对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满，我们要坚决把你批倒批臭，批得体无完肤，批得永不超生。
批得多了，批得久了，批得累了，革命者也就对大姥爷失去了兴趣。当代表革命样板戏的《沙家浜》、《红灯记》在祖国大地红旗遍卷的时候，大姥爷和他的戏班子连同唱了数百年的历史戏，被革命者彻底赶出了舞台。从此，大姥爷带着右派的帽子连同一张“加强管教”的授意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大姥爷一生没有结过婚，没有成过家，回乡后，他不得不在他的弟弟家，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家里安身。多年之后，当大姥爷躺在病床上，回想起在戏班子里那个曾经爱过的女人，但不幸的是这朵爱情的玫瑰花，却在政治风云的吹动下，在五月的晚风中飘然落下。
右派的帽子不仅沉沉地压在大老爷的头上，也压在了外祖父一家人的身上。在那个“好儿要当兵”的年代，大舅却因此被视为“根不红、苗不正”，在政审时刷了下来。从此，外祖父一家对大姥爷就有了看法，有了成见，而大老爷自己，也因对不起孩子而倍感不安。曾经有几次，他想脱离家庭，到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去，但都被授权的革命者抓了回来。
后来，也就是当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大老爷已经离开外祖父的家，一个人孤独地住在生产队的炕屋里，就是用来烤烟叶的土房子，而他的工作是给生产队看护庄稼，倒也是个美差。到了吃饭时，就到外祖父家去，再后来，干脆就由舅舅们送去。
我小时候经常到外祖父家去玩儿，还有幸给大姥爷送过好多次饭呢。多年之后，当大姥爷躺在病床上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还在念道着我，只可惜我不在身边。
当那一年大雪封门的时候，也就是我记忆中最大的一场雪来临的时候，大姥爷孤独沉静的生活似乎到了尽头，他一如平常，不说一句话，以至于外村的孩子都把他看成是哑吧了。多日之后，当大姥爷躺在病床上，满是纹路的老眼角渗出点点沧桑的时候，我意识到了，有时，沉默本身就是反抗。
那一场大雪，几乎堵住了所有门朝北的人家的房门，当人们挖开门前的积雪，清扫完自家的院子，再挖开生产队的炕屋时，大姥爷已经躺在那儿了，他无力动一动，也无力再呻吟。他的病床就设在那个炕屋里，他呼吸轻微，沉静得如一潭水银，一双老眼盯着天窗，努力想把那过去的一切记忆从这独开着的天窗撒向窗外那无垠的旷野里，那洁白的世界。只有这一刻，他才能在最后的时光里，尽情地在心中吟唱那早已忘却的戏文；也只有这一刻，他才能将泪水汇成一道小河，默默地流向远方，流向那苍茫的天宇。
当冰冷的太阳落山的时候，大姥爷那伤心、孤独、悲惨、苦闷的一生也被红云紫气映照着，飘飞在遥远的生命归程里了。
多年之后，当我坐在大海边凝望巨浪击石，当我走在戈壁滩思索博大壮美，当我站在莲花峰顶注视苍天，我总会记起大姥爷那冰一样的神奇的沉静，一种能够透视人世间善恶美丑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