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长我3岁，我退休2年，他就应该退休5年了。姚大本名和平，姚大是他退休前人们对他职务的简称。
早在1964年，我刚刚进入江苏师院附中时，有一天晚自习，记不得是我班哪位同学对我说了，说是我们1（三）班隔壁1（四）班上有位大人（指成年人）也在读初一。我好奇，就溜达到隔壁班窗口窥视，只见坐在墙角最后排确实有一位发育成熟的男士戴着红领巾正在埋头做作业。经打听，我们才知道了那位貌似成年人的红领巾佩戴者名叫姚和平。
按照我班女生恽晓萍现在的说法，说我们男生那时候还未发育呢，她说得没错。可那时候姚和平确实是已经发育好了，就凭这个，和平可是风头强劲。运动会上，他随随便便就能拿到初中部的短跑冠军；晨练时，他躺着挺举，100百多斤的杠铃推举自如，令我等好生艳羡；1（二）班的陈经学（外号：痴好婆）出了名的摔跤好手，但无论他怎样不服气，姚和平愣是一连摔了他3个仰八叉。
我和姚和平都住校，好几次同住1个校舍，但我俩除了早锻炼偶尔联动之外，平素不怎么互动的。直到文革开始，直到校园里揭批老师及校领导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和平忍不住了。这天，他悄然拉我进入寂静的宿舍，他说：“我想要反戈一击，我也要用大字报的形式去熄灭揭批老师及校领导的邪火！希望你能支持我。”
“我看你还是悠着点、静观其变。”我虽说年纪比他稍小，但我的沉稳也是和平所推崇的。我接着说：“这个节骨眼上，你抛头露面这么做你会倒霉的，你会被人冠以保皇派的恶名而被乱炮齐轰的！”此后呢，和平当起了逍遥派，我却加入了老保红卫兵组织、成为了铁杆保皇派。
停课闹革命之后，我与和平也互有走动，从那时起我就认识了他的家人。姚有2个妹妹及1个弟弟，他们父亲是市府的科长、好像是月薪80来块的行政18或19级；他们母亲是家庭妇女，不过那苏北阿姨是会吸烟的。文革后知青返城，姚家大妹子被分配到三元坊水果店工作，而结婚后的姚家大妹也住在南环新村与我算是1个新村的。姚家大妹夫长得虎目圆睁挺有精神的，只是40来岁时这妹夫就罹患了无法继续上班的重病，令我扼腕惋惜。姚家弟弟是最早玩摩托的一族，但他基本不买汽油而是四处讨要油票，我就被他搅扰过到单位管汽车的部门帮他讨要了30升汽油票。和平知道后说：“再也不要管他！他是个倒头光！”此是后话。
那时待到造反派组织刚刚兴起，为了避免与其直面冲突，我们老保组织就到木渎附近的乡下去支农。我被安排做后勤，其实就是负责采购并做饭。第一天我和云苏苏、黄德明去木渎镇上买菜，这时就有人跑来通知说，说我家里挂来长途电话叫我立即回家有急事。我就丢下云苏苏及黄德明，赶到住处（农家），也不顾行李铺盖，骑着学长惠海鸣的永久13型自行车就回家了，车子就放在自己家里，而后与我哥哥出去大串联了。到了北京我就写信给还在农村的同学说，保皇是保不住了，这是大势所趋，我劝大家也出来串联。
待我回到苏州，就见姚和平留给我的字条：“我想与你一起串联去，见到字条赶紧联络我！”可是我刹不住脚步，我也没有联系姚和平，而是继续大串联的进程四处撒野去了。
好像是1968年深秋的某一天吧，姚和平终于找到了我，他说：“我俩一起去天平山道别吧，跟苏州道个别，因为上山下乡风声已近，我们看来在苏州呆不长了！”我俩隔天就步行去了天平山，到了山顶，姚和平写了个字条放进一块巨石的缝隙里，上面写了我俩登顶的日期，好像还有两人各自的心愿。我的心愿应该是将来我要当工人，因为眼见得当官的父亲被揪斗得死去活来，我是决计不再指望做官的；而姚的心愿好像是要想手握权柄的，因为他的父亲一直以来还未及官运腾达。回到苏州城里，已经是华灯初上，我俩就此握别。
同年12月13日，我随66、67届大军齐赴昆山插队，而和平却以他需要手术治疗为由就没有与我们同行。1年之后，我正在农舍准备晚饭，一条农船载着和平来了。和平说：“我是来看看你这里是否适合我也来落脚的。”看样子他的手术完成了。我说：“这里不是我的久留之地，我是打算曲线救国——当兵去的。我看这儿也不适合你来。”晚上，我与程滋仁特意加添了新鲜猪肉和黄酒招待和平。第二天，姚和平走了，并且随他全家回苏北老家务农去了。
我到大西北当兵、当空军8年后回到苏州进厂当了工人，那时候姚的全家也已回到苏州。姚家住在离我单位很近的文化宫北侧的公房，和平进了苏州电扇总厂（后来改为江苏长城电器集团）工作。姚和平结婚时，我的孩子都2岁了，姚邀请我参加他的婚宴，我送了6元钱1条的缎子被面随礼。
休息天我常去拜访和平，他在家经常帮着别人义务修理电扇，家里到处都摆满了这些玩意儿。他说：“我现在厂里搞外协，时不时的就有人送礼送到门上，表示要送什么的都有，甚至还有人要包办了我结婚所需的全套家具。可我胆子小啊！”
“还是胆子小点好！”我给予中肯的正面示意。之后不久，和平就被单位安排去做广告工作，他说：“长城电扇、电扇长城的广告现在家喻户晓，甚至还参加央视广告标王竞争。其实，那广告原本是报纸整版广告的两个斜眉，原本都是要做长城电扇、长城电扇的，结果却做出来长城电扇、电扇长城，歪打正着反而效果更好了！我们现在年初时就把100万元广告费打到1家报社，用不完啊，而后想花什么钱就到那边去开支，我看这里面漏洞很大！”可不是么！这种窟窿的后果怎样？举例说明，2003年组织上叫我带工作组去从事长城集团的破产，我的报告结论是：“该单位资虽然资不抵债，但还有几百名下岗职工需要发放生活费，倒不如银行债务欠着也就欠着、管它法院已经判决生效呢！我们就将产权已经不属于我们的房产出租，以换取下岗个人生活费来源。组织上采纳了我的建议，这也因此能让我退休前工作的最后一站又回到长城集团，我的句号还是划在了处理长城集团的历史遗留问题上了。
姚和平在长城集团还没走下坡路前就通过校友陈氏帮助调进了盐务局、当上了稽查队的头头。那时的稽查队还不叫大队吧，但大伙儿都称姚和平为“姚大！”姚大也就半推半就地默认了这个叫法、直至退休。
姚大在稽查队工作期间搬家了，搬到了南浩街。那时我去过他的新家1次，并且是仅有的1次。南浩街现在可是苏州人轧神仙的闹猛之处，退休后的姚大是否也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呢？我是祈望他能够修仙得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