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情堆里这些年-演不完世间百态,道不尽芸芸众生——生活故事,社会故事,悲欢离合!
“窝里斗”让我胃出血
28年前，我只身来到深圳创业。
如果一定要给那段过往安一个题目，我想应该叫做《1983》，我在那年所经历过的那些兴奋、尝试、大起大落大开大合，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
然而现在回过头去看，对我而言，真正的挑战却在于处理与各色人等的人情关系。
我第一次胃出血是在20世纪80年代，还在新疆当兵开汽车的时候，当时因为胃下垂出现了胃出血的情况。原本以为离开部队，工作强度相对减轻，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再出现。可到了深圳才发现，事与愿违。
在深圳的头几年，我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胃部大出血，而起因都是在人际关系上。不是和上面人拉交情，就是和下面人打交道。最常见的情况是骨干不合——这边有他无我，那边有我无他。而你必须做出选择，搞不好两个人全走。
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章可循、无逻辑可言，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夜夜睡不着觉，急！想想骨干要是都走了，企业还怎么发展？我一个人能干出点什么？“窝里斗”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团队一盘散沙，而我必须要做的就是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今天看来，一个人活生生被气到胃出血或许更像是一句玩笑，但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
即便是到了今天，我想起最初创业的那段依赖应酬的日子仍然心有余悸。这也直接导致我之后在打造万科企业文化的时候，将简单、透明、规范确定为核心的文化理念。
中国烟酒文化有毛病
导致胃出血的原因当然不可能仅仅是因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而动气。
在中国人的人情观里，应酬成为了躲不开而必须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习惯性将其隐晦地表达成为“一起吃个饭”，可真的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起吃个饭吗？
做我们这行每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应酬。我最怕接触的是酒桌上的应酬——一定要把你喝醉，一定要把你喝得钻到桌子底下，否则事情十有八九谈不成。
最近，我正在计划要向这样的现象宣战：万科内部禁止酗酒。
当然，你自己是酒鬼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你有病。我不愿意看到万科起来了，做出了优秀的产品，扩大了影响力，但我的中层干部，我的一线老总因为应酬，到了我这个年龄个个都患上肝硬化、肝囊肿。如果因为应酬不到位，万科和当地的官员、合作伙伴之间没有处理好关系，那我宁可这生意做不成。
这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酗酒除了对GDP有点贡献、对税收有点好处之外，对自身、对民族没有好处。
烟酒不分家，饭桌上喝酒，茶桌上吸烟。也经常会有人送我一些烟酒作为礼物。旁边人告诉我，这烟两千块钱一条。我觉得莫名其妙！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喝普洱茶，但你问我一般是喝贵的还是喝便宜的，我当然是喝比较便宜的。无论在谁面前，我的答案都只有这一个，因为问题很简单，就好比咱们喝可乐，是喝比较贵的可乐还是比较便宜的可乐？可乐是很好，但它撑死了也就是一种饮料。如果你把可乐做到两百块钱一听，绝对是脑子有毛病。
中国现在就有这毛病，把烟敞到两三千块钱一条，抽一根就是几十块钱，这不是莫名其妙是什么？
我曾经行贿未遂
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饭……做生意直来直去，靠产品来开展公平的竞争。
任何人听到我这种想法要么当成一句玩笑，要么在心里暗自嘲讽我痴人说梦。的确，生意场上，交往应酬的确避无可避。我可以做到洁身自好，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你不去应酬，就得逼你底下的人去应酬。
真要想完全按照规定程序把事情办顺利了，也不能说不可能，只是几率比较小。尤其是在公司或者企业还比较小的时候。
对于这些令我嗤之以鼻的事情，其实我也曾经尝试过。
那还是在刚刚去深圳创业的时期。当时我需要车皮，考虑到批车皮的货运主任我之前又不认识，想着买两条烟送过去，或许会少点麻烦。
当时“三五烟”是十块钱一条，两条二十块。我让我的一个小伙计送到他家去。
一个小时过后，小伙计把两条烟原封不动地拿了回来，说人家不要。
小伙计回来，我对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让你挣两条烟你没这个能力，现在让你花两条烟你都花不出去。”说完，我又自己骑自行车拿着烟找到了那个货运主任。
我把烟放在他家桌上。他看了一眼说：“你先回去。这事你明天让你伙计来也行你自己来也行。”在我临走的时候，他还笑着朝我伸出了两个手指：“你知不知道现在计划外车皮的行情？一个车皮两百块钱。”
我一夜没睡着，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计划外车皮需要两百块钱的好处费，而我买的两条烟才二十块钱，那我明天是不是得带着四百块钱去办事?
没想到第二天到了之后，他二话没说就把事办了，一个钱字都没提。之后我才知道，因为我那时带着民工买外贸的玉米，外贸卸货我都会帮着扛，那时他在外贸车站当货运主任，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城里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就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帮帮我。
“我手中的权力就是批车皮，你只要一次性不超过十个，我随时给你批。”我后来把这件事写进了我的书里，取名叫“行贿未遂”。
那一次的经历还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所谓的钱权交易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导致“绝不行贿”成为了万科今时今日的一条基本办事原则。
其实要做到不行贿比较容易，因为我可以不设这项支出。真正难做到的是不受贿，尤其是要保证你的部下不受贿。
遇到这种情况，我坚决报警。可能表面上看来非常可惜，但只要你干过坏事就不要心存侥幸。一个人行贿一定会有一本账目，他在你的公司里受贿，在其他公司一定也受贿，事发后他都会有所交代。而你一旦受贿就等于是一辈子背上了债务，一说严打你立刻就紧张，担心自己的事情会不会被发现。
求人在所难免
当然，我很理解现在很多企业会因为很多原因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每个企业乃至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摸索中找到一条正规的道路。
我还记得万科开始进行文化改造的时候，我们参照香港的上市公司做了招股通函和公司章程。
后来改造完成，钱也筹到了。当时在管理层内部就出现了一个讨论。由于当时国内连《公司法》都还没有，一切的办法和规定都是我们从香港照搬过来的，我们这样去做，会不会把手脚都捆死了？
当周围的所有人都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去遵守这个规则会不会被淘汰掉？
我当时就只有一个态度：如果未来依旧不规范，没有那一套你就玩不下去了，那我宁肯放弃这个企业，移民到国外做个二等公民，起码不用遇事就低三下四。去行贿。
做到现在，我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官员或者手上有权力的人，你办事得通过他，他点名让你王石去。你去不去？肯定得去!你去了要不要说好话？当然要说好话!你说好话的时候，是不是违心？当然违心！
在当下，要想做到不求人是绝对不可能的。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坚决不要去触碰法律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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