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最是王怜花是最新的世间百态故事，极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可读性，希望大家喜欢。
王怜花是我1983年秋天考进北大后第一个“亲密接触”的人——我们床挨着床。32楼416是间大宿舍,共住10人,五张上下床,三张靠着墙,两张并排矗立在中间。我住清平的上铺,王怜花住小文的上铺,我就这样,跟这位白白净净的福建帅哥王怜花,床单挨着床单,相隔咫尺地成为哥们了。
说出王怜花的真名,那也是20世纪80年代响当当的北大才俊,就是蔡恒平——写诗的时候叫恒平的。许多人都赞赏他的小说《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其实他的诗写得更有理有情。小蔡普通话很差,花发不分,肉漏不辨,经常努力地卷着舌头说:“今天他妈的真不象发!食堂的辣个棍棒漏丁,发了我四个一毛钱,居兰没有几块漏!”我就教他说绕口令:“大花碗下扣个大花活蛤蟆。”小蔡说得口水直流,还是说成了一片“发罚法发”。这个对他太难,我命令他干脆每天早晚就练“活佛”两个字。于是早上我还没睁眼,就听耳边有个声音说:“活活,活活。”我就活了。晚上我刚一睡着,耳边那个声音又说:“佛佛,佛佛。”我气得简直要立地成佛了。
不过小蔡有时候普通话却说得格外流畅。一个是朗诵自己的作品时,一个是跟女生套近乎时。蔡恒平是1967年出生的,比我小三岁,可能是我们班最小的。我格外钦佩班里的几位1967年出生的同学,他们的智力对于今天的城市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神话。小蔡觉得我是语文权威,经常问我这样写是不是病句,那样写节奏好不好。而我们班的诗歌权威臧力却不搭理我那一套语文教条,我一批评他的病句,他就恶狠狠地说:“什么病句?老子这叫象征!”而小蔡特别谦虚,总是拉着我说:“老孔,你再听一遍。”于是他就对着窗户朗诵道:“不要说明天多美好,不要说阳光正灿烂……”我看着他颀长的侧影,看着金黄的阳光缓缓贯注到他羊脂般的少年的脸上,再看看宿舍里的各路豪杰们,觉得这就是北大中文系啊,这些就是我们祖国最有才气最有理想的青年啊。一种天真的幸运感、幸福感,洋溢了全身。
小蔡并不觉得自己小,他很有侠气,很幽默。他自封为司令,封我为他的保镖。他说想找某女生谈谈,问我怎么办。我说:“借书呗。”小蔡眼睛一亮:“保镖,你真聪明!”从此他就经常不在宿舍了。
遗憾的是,小蔡因病休学一年,回来时就成了84级的了。但那时的北大,各年级住在一楼,同学交往都是打通年级的。从80级到87级,我都有交往。而小蔡很快就成了整个中文系的大侠之一,披件军大衣,带着个同样瘦高的女孩子,到处谈诗歌、谈武侠,后来又喜欢上了喝酒。我现在常跟人解释说我算不得什么“北大醉侠”,比我能喝酒比我更仗义的北大哥们至少还有几十位,王怜花就是其中翘楚。
我们班50多人里,有当年全国各省的高考状元9名,榜眼探花好几吨。但最有才华的一些同学并没有继续读研究生,仅就我们宿舍来说,像四川状元徐永、苏州老东西清平、天津才子小文,还有现在大名鼎鼎的阿忆,再加上这个诗酒风流的王怜花,假如他们都读了硕士博士,那我孔庆东到北大门口修理自行车,并不是过分谦虚的笑话。
前天在山东大学讲座后,一位在我博客上骂过我的教授拉着我的手再三向我道歉,说是误会了我的思想。他那真诚的表示使我非常感动,我说博客上的事情,何必这么当真。我没有受到伤害,人家却这么歉疚,我不禁想到王怜花说的:“究竟是谁和谁笑傲江湖?”于是脱口一句:“自古春风伤往日,多情最是王怜花。”
王怜花是我1983年秋天考进北大后第一个“亲密接触”的人——我们床挨着床。32楼416是间大宿舍,共住10人,五张上下床,三张靠着墙,两张并排矗立在中间。我住清平的上铺,王怜花住小文的上铺,我就这样,跟这位白白净净的福建帅哥王怜花,床单挨着床单,相隔咫尺地成为哥们了。
说出王怜花的真名,那也是20世纪80年代响当当的北大才俊,就是蔡恒平——写诗的时候叫恒平的。许多人都赞赏他的小说《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其实他的诗写得更有理有情。小蔡普通话很差,花发不分,肉漏不辨,经常努力地卷着舌头说:“今天他妈的真不象发!食堂的辣个棍棒漏丁,发了我四个一毛钱,居兰没有几块漏!”我就教他说绕口令:“大花碗下扣个大花活蛤蟆。”小蔡说得口水直流,还是说成了一片“发罚法发”。这个对他太难,我命令他干脆每天早晚就练“活佛”两个字。于是早上我还没睁眼,就听耳边有个声音说:“活活,活活。”我就活了。晚上我刚一睡着,耳边那个声音又说:“佛佛,佛佛。”我气得简直要立地成佛了。
不过小蔡有时候普通话却说得格外流畅。一个是朗诵自己的作品时,一个是跟女生套近乎时。蔡恒平是1967年出生的,比我小三岁,可能是我们班最小的。我格外钦佩班里的几位1967年出生的同学,他们的智力对于今天的城市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神话。小蔡觉得我是语文权威,经常问我这样写是不是病句,那样写节奏好不好。而我们班的诗歌权威臧力却不搭理我那一套语文教条,我一批评他的病句,他就恶狠狠地说:“什么病句?老子这叫象征!”而小蔡特别谦虚,总是拉着我说:“老孔,你再听一遍。”于是他就对着窗户朗诵道:“不要说明天多美好,不要说阳光正灿烂……”我看着他颀长的侧影,看着金黄的阳光缓缓贯注到他羊脂般的少年的脸上,再看看宿舍里的各路豪杰们,觉得这就是北大中文系啊,这些就是我们祖国最有才气最有理想的青年啊。一种天真的幸运感、幸福感,洋溢了全身。
小蔡并不觉得自己小,他很有侠气,很幽默。他自封为司令,封我为他的保镖。他说想找某女生谈谈,问我怎么办。我说:“借书呗。”小蔡眼睛一亮:“保镖,你真聪明!”从此他就经常不在宿舍了。
遗憾的是,小蔡因病休学一年,回来时就成了84级的了。但那时的北大,各年级住在一楼,同学交往都是打通年级的。从80级到87级,我都有交往。而小蔡很快就成了整个中文系的大侠之一,披件军大衣,带着个同样瘦高的女孩子,到处谈诗歌、谈武侠,后来又喜欢上了喝酒。我现在常跟人解释说我算不得什么“北大醉侠”,比我能喝酒比我更仗义的北大哥们至少还有几十位,王怜花就是其中翘楚。
我们班50多人里,有当年全国各省的高考状元9名,榜眼探花好几吨。但最有才华的一些同学并没有继续读研究生,仅就我们宿舍来说,像四川状元徐永、苏州老东西清平、天津才子小文,还有现在大名鼎鼎的阿忆,再加上这个诗酒风流的王怜花,假如他们都读了硕士博士,那我孔庆东到北大门口修理自行车,并不是过分谦虚的笑话。
前天在山东大学讲座后,一位在我博客上骂过我的教授拉着我的手再三向我道歉,说是误会了我的思想。他那真诚的表示使我非常感动,我说博客上的事情,何必这么当真。我没有受到伤害,人家却这么歉疚,我不禁想到王怜花说的:“究竟是谁和谁笑傲江湖?”于是脱口一句:“自古春风伤往日,多情最是王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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