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兵在华赎罪70年- 一个故事,一种人生;一段文章,一种生活;看世间百态,品人情冷暖,每一个故事、每一篇文章,都诠释活着的价值和不同的人生。
7O多年来,日本人山崎宏在山东省济南市做着一件又一件“为人民服务”的好事,小到打扫楼道,大到治病救人,他一直在为那场战争赎罪——作为一名侵华日军士兵,他参与了6个月的战争,对中国人民的负罪感,一直弥漫在他的内心。
2010年3月9日,记者来到济南市区南部的“七里山诊所”——这是儿科大夫山崎宏出诊的地方。前一天突降的一场大雪,让就诊者挤满了这个十几平方米的地方。山崎宏大夫长长的白眉毛,遮住了一对小眯缝眼。这个身形瘦小的老人已经102岁了,患有白内障,耳朵也聋得厉害。和患者之间的交流,完全依赖经验,而所有的病人也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他拿起听诊器搁在一个小孩的胸口,告诉孩子的奶奶:“嗓子呼噜呼噜的,感冒了。”孩子的奶奶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山大夫给我看病,我的孩子也是找他,现在轮到我孙子了。”
在街坊们眼里,他是远近闻名的“山大夫”。操着一口浓重的济南口音,穿着一双平底黑布鞋,走路时只能一步一步地缓缓挪动,很少有人能认出他是个日本人。
逃兵山崎宏
1908年11月,山崎宏出生在日本冈山县。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两个月后,29岁的山崎宏作为侵华日军赤柴部队的随军军医来到中国。
6个月后,年轻的山崎宏“因为看不惯军队的烧杀抢掠,破坏别人的生活”,在一个深夜逃了出来。
在模糊的记忆里,山崎宏记得,山东半岛最东面,“离日本近,可以找机会回家”。逃兵山崎宏沿路乞讨到济南后,停了下来,从此,便再也没挪过窝儿。因为“这里的人们,给我饭吃,给我水喝。”一个从唐山带着女儿逃难到济南的女人,经人说合,做了他的老婆。山崎宏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山雍蕴”。
上世纪40年代末,山崎宏在济南郊区有了一间私人诊所。尽管自己的日子过得也很紧张,但他给穷人看病时,大都不收费用。过了几年,新中国成立,他的汉语已经很纯熟。有一天,他在广播里听到毛主席说:“欢迎在华的外国朋友留下来,参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告诉人们要“为人民服务”。山崎宏心里一下子明亮起来。他觉得自己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50年代初,山崎宏的诊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联合诊所。不久后,他成为当地卫生院的医生,吃上了公家饭。在进医院工作很多年后,山崎宏的工资都没变化过,一直是83.6元。后来,女儿山雍蕴听别的医生说:“每次涨工资,你爸爸都跟院长说,把机会让给别人。”
虽然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但他几十年来服务的,却一直是中国人。“尽一份力量,向中国人谢罪”的念头,在他心里藏了大半辈子。
“我要回中国”
这个心怀愧疚的人很少说出自己的想法。大多数时间,山大夫见到人,都会欠身微微一笑,却很少跟人交流。他从不串门,不开心的时候,也几乎不向家人或朋友倾诉,只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翻看一些日文资料,偶尔会哼几句日文歌曲。
山雍蕴到现在都记得,父亲一直很严厉,很少笑,做事也很严格,常常告诉她“照着做”。母亲过世早,关于父亲的经历,因为山崎宏自己从来不提,她也几乎一无所知。她感觉父亲身上唯一残留的日本习俗,就是每天早晚用冷水洗澡,一直坚持到95岁。
1976年,战争已经过去30年,中日两国也开始尝试重新建立友好关系。这一年,离开故乡近40年的山崎宏,再一次回到了日本。在老家冈山,他看见亲人们为他摆好的灵位和修好的坟墓。原来,当年失踪军医山崎宏被列入了战死者名录,他在冈山的家人收到军方寄来的一个骨灰盒,家人打开骨灰盒,发现里面盛着三块小石头。山崎宏亲眼看着家人把自己的灵位撤掉。家人还替他在日本的医院找了份工作,每月30万日元,但他拒绝了。
“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日本长,我要回中国。”年近70的山崎宏又回到了济南。他给自己家带回来的,是一台别人不要了的14英寸彩电,却掏钱买回了一堆日文科技图书、一台心电图仪,捐给了济南的图书馆和医院。
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山崎宏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大使。1983年,日本和歌山市与济南市结为友好城市。作为牵线人,山崎宏自掏腰包频繁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在他看来,“只要是好事情,我都做”。他为此事还曾给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写过信,首相后来给他回信,送给他手题的“大道无门”4个字。
“多给中国人做些好事”
山崎宏老人的事情在日本流传很广,渐渐地,他也开始被中国媒体关注。这个在中国默默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人坦诚地表示:“赎罪的想法一直在心里。”这个日本老人始终相信,赎罪的方式,是“多给中国人做些好事”。
有些好事简直微不足道。从1980年开始,他每天清扫自己新搬进的楼房3层以下的楼道。后来.同一座楼的老住户都陆续搬走,换成了来来往往的租户,他也从不间断。几年前,他终于扫不动了,于是,这项工作由女儿山雍蕴接手,直到今天。
在“七里山诊所”,记者看到山大夫坐的办公桌上浅黄色油漆已经有些剥落,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是山崎宏自己写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诊所。除了周日,山崎宏每天早上8点出诊到10点。“每天都很准时,风雨无阻。”诊所的主人刘谟桐说。 刘谟桐回忆说,在他晋升职称时,必须学习日语。刚认识不久的山崎宏热心地辅导了他,却分文不收。等他带着礼物去感谢时,山崎宏拒绝说:“你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此前,这个日本老人,也分别给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教过半年日语口语,同样分文不取。
97岁那年,山崎宏把山东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请到家里,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郑重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又按上印章。
在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二天,街道办事处还没来得及组织为灾区捐款,山崎宏已经去当地的红十字会捐了3000元,并拿着报纸,指着新闻告诉女儿“要捐款”。后来诊所集体捐款时,他又捐出了1000元。
如今的山崎宏仍和女儿一家一起生活。女儿女婿都退休了,外孙在公交公司上班,这是一户普通的济南平民家庭。因为仍然保留着日本国籍,老人每年都可以从日本政府领取折合人民币1万多元的养老金,但他几乎每次都以各种方式捐出去。每个月几千元的退休金足以使他享受殷实的生活,但山崎宏家的饭桌上常见的却是老济南常吃的馒头、粥、咸菜。“做人做事向上看,物质享受向下看。”山崎宏常常这样说。
在老人失聪以前,山雍蕴经常能听到父亲跟人说起“赎罪”两个字。现在,老人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但还是经常用呜哇呜哇的声音嚷着“为人民服务”。岁月开始吞噬他的记忆,他已经记不清这句话是谁说的了。不过,只要有人问起,他还是会用含混的声音说:“日本曾带给中国人民太多的灾难,我要尽一点力来赎罪。”他并不知道自己回答的声音很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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