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十年

时间:2017-04-10 12: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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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饭店小老板,建筑工人到农民,他们的社会角色各不相同,大多只能算是草根,但他们的故事却让我们回顾起过去10年的轨迹。从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公民的成长。当然,经历10年,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这种改变,映射了社会内在机理的深刻改写。

孙志刚:过得更好,拥有更多自由

2003年5月20日,大学毕业两年的孙志刚死于广州一家收容救治站,之前他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殴打。孙志刚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收容遣送制度随后被废止。孙志国是孙志刚的弟弟,目前经营着一家餐馆。以下为孙志国的自述——

坐在这里讲过去十年故事的应该是我哥哥孙志刚,如果他还活着。

他是大学生,知道很多道理,给我讲过许多大道理。我只是个厨师,从14岁起就没有远离过锅台,懂得不多。

希望他原谅我,讲得不够好,不够深刻。

2002年底,有一天爸爸突然跟我和哥哥说,他给两个孙子把名字都起好了。那一年,我和哥哥,爸爸都在武汉打工。哥哥在一家设计公司干了两年了;那年初,我拜著名的鄂菜大师学艺;爸爸则给公园修亭阁。

我意识到,爸爸妈妈老了,我和哥哥该想想成家立业的事情了。

那时我的压力还是有点大,每月收入远不够养家。这也是我下决心拜师学艺的原因。

27岁的哥哥完全是不同的想法,好像从不知道生活艰难。他是读美术的,学费就比一般大学高出一倍,他还经常到全国各地写生。爸爸一个人打工的钱不够支持他,我也会凑些钱给他。

他总是很乐观,认为自己又会设计,又懂管理,将来一定会发展很好。

和我在一起,他更爱谈论国家大事。“把这个社会改变一下。”他总这么说。

2003年大年初六,他去了广州,说要考察北上广的市场,将来好自己开公司,临走前,他搂着爸爸,说“一切都会好起来”。

父亲笑着说,将来你哥哥发达了会照顾你的。我说,他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

后悔说了这句话。

哥哥是2003年3月出的事,那之后,我和爸爸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最后,处罚了一批人。赔偿金最终给了50万。

6月从广州回来后,爸爸拿了部分赔偿金给村里修路。因为哥哥生前说“要报答乡亲”。

爸爸还坚持给哥哥修一个“体面”的墓,花了12万。他说哥哥是用生命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将来人们要有地方祭奠他,他应该有这样的墓。

剩下的30万元,加上家里的积蓄和借款,在黄冈城里东坡大道买了一座三层小楼。父亲不想在村里待了,说看到啥都想起哥哥,想换个新环境。

我们全家都搬到了这里。我开了这个“孙氏酒楼”。

酒店的名字,一开始有人说叫“孙志刚父亲的酒楼”。全家商量了一下,这样拿哥哥的名声赚钱,心不安。

2006年,酒店装修好开业。其实是个大排档。

一开始生意难做,一天也就两三百的流水,一年下来不过赚一两万,还不如打工。后来,生意渐渐好些。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哥哥。黄冈单位里的人大都知道哥哥的事情,他们会过来照顾生意。

再后来,我琢磨出了一些特色菜式,油闷大虾和香辣蟹成了这条街最受欢迎的菜。饭店生意红火起来,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有两万的流水。

2002年,爸爸给他未来两个孙子起的名字是“诚心”和“诚意”。

给哥哥立碑时,立碑人要署名。不能没个后人祭奠,于是署名是:侄儿诚心,诚意。

2008年,我和鄂州姑娘孙小红结了婚,第二年生下诚心(后按辈分改名其心)。现在其心3岁了,很聪明。

带着他去给我哥哥扫墓,他会问。这是谁的墓。我说,这是你大伯的墓。他问,大伯是谁。我说,大伯是个了不起的烈士。

没有人愿意家里出烈士,但如果出了,就会希望他的血不要白流,希望人们能一直记住他。

我把哥哥的自画像挂在饭店的大厅里。很多人看到了会认出他,然后告诉我和爸爸,现在在外面打工自由多了,不再有收容遣返了,这都是因为哥哥。也会有人专门去墓地祭奠,并绕道来看望我爸爸。

这个时候,爸爸会笑。那是真正开心的笑,脸上的皱纹都开了,和平时的强装欢笑绝对不一样。

“志刚没白死。”爸爸这时总会说这句话。这是对他,也是对我们家最大的安慰。

余祥林:我的自由是最美好的事情

1994年,湖北京山人余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因精神病失踪,28岁的他涉嫌杀妻,两次被宣布死刑,后因证据不足没能定罪。1998年,余祥林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2005年,张在玉回乡,余祥林无罪释放,并获得国家赔偿70余万元。以下为余祥林的自述——

2002年11月和2001年11月,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重复的日子一天压着一天,黑乎乎的,没有尽头。每天4点钟起床,水泥车间里灰蒙蒙的全是尘土,粉尘渗进脸上的毛孔,洗也洗不掉。第二天起床胳膊抬都抬不起来。

最难受的还是心理的煎熬。我常常半夜起来,偷偷地写日记发泄我的痛苦。

2002年,我已经绝望了。这个案子,不是我做的,我也要背着。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把自己当成杀人犯。为什么?你不把自己当杀人犯,你就没办法认罪。认罪是减刑的第一个条件。

我要早点出狱。我要早点见到女儿,为她做点什么。

我无数次地想过,如果死的那个人不是我老婆,如果有一天她回来了。我这个案子就翻过来了。

没想到,她真的回来了。

在牢里,我常常想,我跨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我会想什么。真的到了那一刻,我想的只是,路在何方?

唯一让我激动的是,没想到有那么多媒体关注。如果是我空身一个人,我什么也不会做,就是独自走回家。

有赔偿就有,没有我也认了。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就行了。

 

出狱7年了,我在宜昌买了这套房子。当初选择宜昌,就是觉得它有山有水,开阔。而且这个城市很从容。

我带着女儿在这里生活。

刚出来想法很多。很多人找我,希望我帮他们维权。给我寄大叠大叠的资料。其实我一直很愤怒,从牢里出来,看到求助的那些人,我更愤怒。

但我能做什么呢?我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我只能看完他们的资料,然后告诉他们我什么也做不了。

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在不断地换手机。找我的人还是有很多。我同情他们,但我真的做不了什么。人最怕的,是无能为力。

我能做的,只是平平静静,为了家人好好地生活。

我现在很少看书。眼睛在监狱里坏了,用放大镜看着太累了。上网也主要是看看新闻。

我一天一天在过,最希望的是明天能把今天的事情都忘记。

我不想保留记忆。

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给女儿做饭。她常常说想吃小时候爷爷奶奶做的菜。能够和女儿一起这样生活,是我在监狱里最大的梦想

我和前妻张在玉已经不联系了,她有她自己的家庭。我希望她过得好。

对我来说,现在一个人有时也会觉得寂寞。但现在想找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并不容易。等女儿嫁了,我再想自己的事情。

对生活,我已经没有太多要求了。有自由我已经很幸运了,我看过《肖申克的救赎》,那个片子只有我们真正经历过的人才能看得懂,懂到骨子里去。

我对自由的感受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想出门就出门,想休息就可以回屋,亲人每天都看得到,想吃什么就去菜市场买。这对你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对我来说,这些都是用我那么多年的监狱生活才换回来的。

经过这7年,没人再来打扰我了。一切都平静了。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熊德明:希望永远没有讨薪

2003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看望三峡附近村民时,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农民熊德明向总理反映,她丈夫的2000多元工钱被拖欠了一年。此后,引发全国讨薪风暴。而熊德明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她曾获2003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社会公益奖”。

熊德明也一跃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有大量农民工请她维权讨工钱……如今,9年过去了,熊德明养猪致富,生活平静无常。“我只是个农民,把猪养得又大又肥,才是我的幸福生活。”熊德明说。

2002年10月,熊德明的丈夫李健明到县城打工,修一个旅游项目“万步梯”的台阶,一天工钱40元。

干了两个月,2000多元工钱一分钱没拿到,李健明索性回家,跟老婆一起养猪。

2003年,熊德明借用邻居家的院子,养了20头猪。10月份,眼瞅着猪要出栏,熊家却连一点猪饲料都没有了。

熊德明每天背着竹篓,到山上给猪割草。晚上,丈夫推着三轮车,去县城饭店收泔水。“草跟泔水搭配着喂。”

在总理来到龙泉村的前一周,正是熊家最艰难的时刻。

熊德明回忆说,“那时候村里很多打工的都要不到工钱,我们本来也没指望要,可家里连一斤麦麸都买不起,猪要饿死,家就全完了。”

如果碰不见总理,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她说,她不敢想象。

尽管当时的情景已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但熊德明还是想竭力回忆起每一个细节。

2003年10月24日下午,温家宝总理沿着一条泥巴路,走进龙泉村熊德明家的坝子上。

天出奇的好,出了太阳。在山里割草的熊德明看看太阳,觉得大约四五点钟的样子,背着一篓猪草往家走。看到自家门口围了很多人,一个陌生人找到她说,不要乱讲,总理来了。

熊德明赶紧把镰刀和背篓扔到地上,坐在婆婆旁边,婆婆紧挨着总理。

“干活拿钱本来就天经地义,我只不过讲了句实话嘛。”多年后回忆,熊德明并不觉得自己当时有多勇敢。

话虽然说了,但熊德明觉得,跟总理说了也白搭,工钱不一定能要得回来,“当时心想,我的猪还在圈里饿着呢。”

第二天凌晨1点,两名村干部敲开熊德明家的大门,在欣喜和惊愕中,熊德明的丈夫收到了被拖欠一年的2000多元工钱。

熊德明没有想到,命运就此改变。

从2004年开始,辞掉一家工厂提供的工作后,熊德明建猪舍养猪,后来成立了“德明养殖专业合作社”。在别人指点下,还拿自己的名字注册了商标。

猪场附近熊德明跟总理握手的大幅照片,也是熊德明2007年自己竖起来的,说是为了打品牌,让猪好卖。起初,镇政府不同意竖总理的照片,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院子里的墙上,贴着关爱猪场的简介:猪场年出栏仔猪3000头,年出栏育肥猪10000头。熊德明笑笑说:“哪有那么多,是饲料商贴上的,一年也就出1000多头肥猪。”

为什么叫关爱猪场?也是饲料商想的,为了体现是在总理的关怀下建起来的。

她终于不为养猪发愁了,生活也富裕起来。整个养猪场由熊德明与丈夫,儿子一家三口打理着,一年下来,满打满算毛收入20多万元。去年,家里还买了一辆轿车,给儿子开。

孙中界:曾被钓鱼执法,有人搭车还帮

2009年10月,在上海,河南小伙子孙中界用公司的面包车,好心搭载了一名陌生路人,没想到遭遇上海有关部门的“钓鱼执法”。性情刚烈的他,断指以证清白。

孙中界说,自己7岁时已学会了开车。家里4轮的手扶拖拉机,冒着黑烟突突作响,夏日的骄阳下,他和哥哥在农村晒麦子的场地上乱窜。

2002年,他11岁,最大的梦想是长大后有辆属于自己的车。有天回到河南商丘,自己出生的小山村,和见到他的人,微笑点头打招呼。

2009年,18岁的他最大的梦想是在上海这座大都市里开车,以此安身立命,没料到在工作的第二天便遭遇“钓鱼执法”。

他挥刀断指自证清白。

离开上海后,走在郑州的街头,曾有人认出了他:“你是孙中界吧?有志气!”

孙中界当年砍掉小指时留下的伤口,如今只剩下一道白印,看不出什么。现在也很少有人去追问他这道伤痕的来历。最近一次被提起,是3个月前,一个新来的工友问:“你怎么搞的?”“上当受骗了。”他平静简短地回答。

他回忆,被污为黑车司机后,哥哥曾带着他去立案,事情发生在两个区的交界处,两个派出所都推脱,说不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不肯受理,他还记得和哥哥站在桥中间的绝望。

“我觉得可能没希望了,一辈子都被冤枉了。”他说。

小时候,他也被人冤枉过。他冲了上去,与人扭打起来。

但在上海,他知道打架并不能解决问题。“还是得用法律。”他说。

比起另外一些有同样遭遇的人。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

如今的孙中界,在郑州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装吊车,拆吊车,每天10来个小时。

他说他得攒着钱还债。当年在老家盖下一座院子,欠下了6、7万的债务。

生活的轨迹又回到了他去上海之前:打工、挣钱、还债。但他享受日子的简单:“这才让人有安全感。”

他的手机里保留着许多和老婆的照片,两人甜蜜地坐在一起,老婆的手托着他的下巴,他做出V字形的手势,笑容灿烂。

也有人问他,以后在路上遇到求助的人,还帮吗?

“还得帮,看情况,最好是身边有人,现在做什么事都要讲证据,如果我旁边坐着四五个人,完全可以去帮他。”他说。

时间走到了2012年,他21岁。他最大的梦想,是能够买辆车,在郑州开出租。村里有人开着出租,花了六七十万,对他来说,现在还是个天文数字。

“但人活着总得有些愿望,不然日子还有什么意思呢?”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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