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1974

时间:2022-02-17 07:20:59 

尚长文

1974年,我所在的那个小城,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上面传来消息说,半个月以后,将有外国人到我们这个小城进行参观访问。

那一年,我十一岁,读小学五年级。

这是一个确切的消息,是老师在课堂上向我们宣布的。

也就是在这一天,放学到家,所有的家长也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据说,要来的是芬兰人。芬兰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这个欧洲小国的名字,我们那时也是第一次听说,起码对十一岁的我是第一次。

我们那个小城,名字叫丹江口。地处鄂西北。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的帮助下,将流经丹江口的汉江河拦了起来,建造了一座大坝,这座大坝的名字就叫丹江大坝。那时,丹江大坝主要负责向中南五省供电。老师说,就连武钢用的电,也是我们丹江口水电站发出的。芬兰人到丹江口来干嘛,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觉得,这大约与丹江大坝隐隐约约有着什么关系。

那个阶段,迎接外国来宾的事儿变成了一个乐此不疲的话题,一切的一切,差不多都和这个有关系。

听说了吧,芬兰人要来。听说了听说了,我们单位已经传达了。芬兰人来这里干嘛?不知道啊,这两天我也在琢磨,是不是与大坝有关系,当年苏联专家来过这里,这个方面要保密的话,难度估计很大,这个大坝很重要啊,大三线建设就指着它供电了。是啊,这里面不会出现问题吧。难说呀,还是得防着点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亡我之心不死啊。大人们见面,一般都会以此开头,进行着无休无止的研讨。

是啊,芬兰人为什么要来丹江口,中国幅员辽阔,那么多大城市不去,却要来我们这个小城,为什么呢。要知道在那之前,丹江口的人去大武汉出差,武汉的营业员往往把丹江口音当做河南口音,故而把丹江口人当做河南人,为这个,丹江口人没少生过气。牛什么呢,武钢,那么大的企业,不是一样得用我們的电吗,有本事你武汉人就别用我们丹江口的电。

虽然生闷气,但丹江口人也明白,自己这个小城市,离人家武汉的确差出一大截。也因此,小城人就更想知道,芬兰人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大城市不去,而要不辞辛苦地来这里呢?

在这种巨大的悬念里,丹江口人首先感到遗憾的是,芬兰人来得有点太急切了,要是提前个三五个月通知一下,那丹江口的市容可能就会发生一个大的改变了。这样的先例实际上就发生在丹江口邻近的襄樊市。

襄樊,那会儿还不叫襄阳市,而是叫襄樊市。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在襄阳一带曾经和日本人恨恨地干过一仗,国民党上将张自忠就是在那场战役里阵亡的。70年代初期,大陆政府特赦了一批被俘的国民党将军,这期间,政府曾组织这些战犯到襄樊参观。据说,襄樊市就较好地利用了那次机会,上了一批重点市政建设工程,听说这批工程的竣工极大地提升了襄樊的城市形象,也使得当年的那批国民党战犯深受教育,为这些战犯的真正认罪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那么丹江口呢,假设外国人要是晚几个月来参观,丹江口不照样可以乘机建设出一大批的市政工程么,这完全有可能,前面都有车了,后面还能没有辙吗?笑话!

市政工程既然搞不成,那就干能干的工作吧。所谓能干的工作,或者说丹江口人所能做的,其实也就是大搞城市卫生运动了。那一年的那半个月里,机关、学校包括街道居委会,都组织过几次大的卫生活动。人们拿着扫把、垃圾篓、铁锨,把边边角角的垃圾统统地扫在一起,有的人还推来了独轮车,将清理出的大堆的垃圾送到垃圾堆上。

毫无疑问,劳动的过程充满了热烈。

老王啊,听说外国人里,有的不错,有的,可就不那么友好了,对咱中国比较敌视。他要是觉得你穿得不好,不排场,就有可能会拿起照相机把你拍一家伙。听说在北京还是哪儿,具体地方我忘了,总之吧是在一个什么城市,有一天,一个外国人遇到了咱一个煤矿工人。你想啊,煤矿上的同志么,刚从井下出来,身上脸上那不一个黑么。结果呢,外国人觉得咱中国人脏,就给那个煤矿工人冷不丁地拍了一家伙。咱这个煤矿工人不明就里啊,想了想明白了,哦,原来是想通过这个情况来反映咱中国人啊。怎么办呢,要说呢咱这个矿工兄弟也不含糊,当场就想了个办法。

哦,什么办法?

你看你这个人急的,平时干工作呢腰来腿不来的,没见你积极过,听个故事倒还怪积极的,我把烟点上再说行不行,看见没有,你旁边的垃圾给一扫把就过来了。刚才说哪儿了,哦对了,说到那个煤矿工人,怎样和外国人斗法儿。那个煤矿工人当时就对外国人说,你等等,我马上就来,说完,那个煤矿工人就转身跑了。

回去洗澡换衣服?

你纯粹是个猪啊,到了这个关口,哪还有时间干这个呀?那个煤矿工人是到离他很近的市场上,割了几斤猪肉,他把肉拿回来,稳当当地举到胸前,让那个外国人拍,结果那个外国人不拍了。为啥,他把这个拍进去,拿回去人家一看,哦,感情中国人怪富裕的,吃个肉很轻松啊。那不明摆着是在替咱们作宣传么。

听话的那个人就直点头。

说起来,那段日子里,我们这些小学生是最兴奋也是最紧张的了。我所在的学习小组,就为这么个情况不厌其烦地演习了好几次。

演习一般是这样的,一个人当考生,同组的另外几个少男少女就成了考官,然后就是考官提问,考生回答。

葫芦头,我先问你,要是外国人在街上,比如在你面前故意撒一把分分儿钱,你咋办?我就不理它,看也不看它一眼。错了,你要讲究文明礼貌,把它捡起来,还给外国人。

葫芦头,要是外国人问你们家生活幸福不,你咋说?当然幸福喽,旧社会,咱上无一片瓦下无一寸土,新社会,我们贫下中农当家作主过上了幸福生活。

要是问你丹江口这个地方有没有驻军,还有关于丹江大坝的情况时,你怎么说?我就告诉他那是国家机密不能乱说。你个臭和尚,就你问题多。我来问问你,如果在你面前放上一张十块钱的票子,再放上一个五角星呀或者小红旗什么的,让你选择,你怎么选?

于是,新一轮的鸟儿问答就又开始了。

那时,住在我家隔壁的邻居,男的在丹江码头上扛包子,女的是个拉板车的,两口子干完活儿下班后,除了参加居委会组织的打扫卫生的活动,自己家也顺便发动了一次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把家里也里里外外地拾掇了一遍。窗子擦了,厨房的那个几百年没有洗过的碗柜,也用开水洗了好几遍,灶台上黑黢黢的抹布,也不再乱扔,就连尿罐也用刷子来回地清洗了好一家伙。有一天,见日头怪厉害,拉板车的女人还把自己家的一床红被面的新被子,专门拿到日头下晒晒,嘴里说,这床被子,原来是准备解放台湾后,支援台湾人民的。到时候,看看外国人穷不,要是穷的话,态度上对咱中国也很友好,我就把它支援给外国人,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这也是国际主义行为。

那一天,拉板车的女人没有去上班,专门在家负责看护被子。是的了,既然有可能支援给外国人,就有必要把它晒得软软活活的,要不,就有可能让外国人笑话咱们中国。

时间在一天天地临近,我们这些学生走在放学的路上,队伍也愈加地整齐起来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芬兰人会不会提前来到我们这个小城,于是我们索性提前进入状态,小城的上空,于是便高高地飘扬起学生们嘹亮的革命歌曲。

第十二天了。

第十三天了。

第十四天了。

第十五天了。

可是,该死的芬兰人却没有如期出现。

我们有点急躁,也有点生气,我们觉得外国人可不咋的,一点组织纪律性也没有,但很快我就原谅也理解他们了,他们要是也一样地守纪律,那恐怕就不是他们了。外国人么,本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要不,他们能在朝鲜战场上,让咱们的解放军打败了联合国么。对了,这个联合国军里,有没有芬兰人?

不知道。

再等,等到第二十天的时候,我们才真的绝望了。

该死的芬兰人,大约真的不来了。

责任编辑/董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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