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无奈下嫁石舞美
丹月单位没有演出，每个月只拿百分之七十的工资。反正不上班，她就专心伺候儿子和丈夫。当然，主要是伺候儿子。
丹月打上托儿所就喜欢唱歌跳舞，三岁就登台演出，小学没毕业就被艺术学校发现招了去。本来，她特别喜欢跳舞，但老师到家里来看了她个头儿不高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又拿一条软尺量了她的身材和四肢，摇摇头说：“还是学京剧吧。”
那时候，样板戏还比较红。丹月开始学的主要是《红灯记》中铁梅的唱段，加上京剧文戏武戏的基本功和基础课，同时也上文化课。
这年，丹月十二岁。她觉得练武功就像练舞蹈，很是带劲儿。别人拿大顶，只拿两三分钟就嫌累不干了，她一拿就是十五分钟。别人说她老拿大顶坠得不长个儿了，她也不在乎。
她的腰挺柔软，能手脚反扣起来，在地毯上滚“元宝”，一口气滚上二十个，或者连打上十个“前桥”。体操中管这动作叫前软翻。
果然不出老师所料，到了十八岁，虽然丹月的个头长到了一米六六，但体形却开始发胖，前挺后撅，满面桃花，光彩照人。经过减肥，瘦了点儿，可比舞蹈班的同学丰满多了。这工夫，追她的同学不少。大多数是真追，想追上她跟自己白头偕老。丹月回忆了一下，打十八九岁起，就有人打她的主意了。尽管诱惑很多，可丹月没给任何一个男人机会。
丹月出了大名是十九岁，即和方苹、徐大怀分到市京的第二年。唱的最有名的是《四郎探母》。这个戏，在“文革”前就受过批判，说是歌颂叛徒，“文革”中批得就更厉害。“四人帮”垮台后，市京要复排这个戏时，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市文化局请示，怕出政治问题。直到北京有复出的名演员在黑白电视上唱了，市京才放心地去排。开始，团里准备让“文革”前就演过这个戏的一位中年女演员演铁镜公主，可这个女演员试唱了几次，嗓子都不行。团长勇敢地起用新人，先让丹月试唱，结果非常棒。公演后，连演四十场，场场爆满，好评如潮。
这时候，追她的就更多了。
丹月二十岁时，一个五十七岁、保养得很好的姓郭的天河籍台商回故乡来投资办工厂、建学校，那时候还不叫希望小学。郭台商在一位副市长的陪同下，在天河大剧院看了丹月主演的《四郎探母》，竟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萧天佐摆天门两下里会战，我的娘领人马来到北番。我有心过营去见母一面，怎奈我身在番远隔天边”
看了丹月的戏，他就向副市长提出，能否让丹月陪着游览天河的名胜古迹，晚上回到宾馆，再请她唱戏。副市长为了统战，更为了招商引资，也为了自己能多跟丹月这个小美人儿在一起，就通知了市文化局，并让秘书把她用车接到全市最豪华的天河大酒店。
郭台商不像电影电视剧中描写的蒋匪帮，或厚颜无耻低级下流，或比英模人物还要高尚伟大。郭台商在丹月陪他游览时，先无比感慨地讲述了自己的思乡之情，又用漫不经心的口气讲了自己的情况：不算太富，拥有折合三千万人民币的资产；有过一次历时二十年失败的婚姻，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都已独立成家。在丹月陪他的第五天，郭台商直接提出来了，问她愿不愿意当他的太太。如果她愿意，先到香港定居。去台湾定居手续复杂，一时办不下来。
丹月连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
郭台商走了之后，给丹月来过十几次电话。电话都是打到剧团办公室，团长让人叫她去接的。她接电话也只是嗯、啊，说不行、去不了。身边就有团长、副团长。后来，郭台商给她寄了一万块钱，让她装个电话，说这样跟她联系方便。过了几天，她去邮局，想把那一万块钱给他退回去，单子都填好了，营业员说邮费四百块，吓了她一大跳。她一个月的工资才五六十块钱。后来她打听了一番，把钱交给了市对台办，委托他们转交。
形势发展很快，丹月二十二三岁时，京剧的市场就不行了。剧团在剧院演出，只卖二三十张票，团长整天为发工资发愁。偶尔有企业和电视台搞节日晚会，请几个主角去表演，但去了却当不了主角，只是点缀。主角是那些拿着话筒摇头摆尾满台乱蹦的流行歌手。丹月也与本团的老搭档陈之亮老师去唱过几次《四郎探母》，但大多数青年人却说听不懂，不知他俩唱了些什么。还有的年轻人连杨四郎是谁都不知道。一个女孩说，我只知道杨玉莹。
及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老旦改唱流行歌曲的同事方苹，仅两年的工夫就挣了不少钱。方苹千锤百炼佘太君的金嗓子，唱那些流行歌曲很是轻松。
方苹劝丹月也改行去唱流行歌曲。可丹月一听见那些“嘭嘭”的音乐伴奏、爱呀死呀的歌就头皮发紧，一看那些浑身抽筋的流行歌手就扭脖子。方苹长叹了一口气，说小月儿呀!你可真是个孔老夫子的女徒孙!
戏虽唱得少了，但因为年轻貌美，追她的还是不少。但是丹月一个也没看上。
那几年，团里兴了一股子姑娘们找领导干部子弟的风。有的甚至跑到省城当了副省长的儿媳妇。丹月脑子比较简单，也随了这股风，但她没碰上市长、副市长的公子，而是跟了一个局长的儿子。
当石舞美追她时，她竟轻易地同意了。连石舞美也感到奇怪。又一次约会的时候，他说：“幸亏我多说了这句话。”
“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