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突然说：“我想喝点大白梨。”
那是种一块钱一瓶的色素饮料，我们训练完以后都要带着奔赴战场的豪情畅饮一番。我听着水滑过你的喉咙，发出甘洌的声音，感觉到有些许放心。
你知道那些跑道再也不属于你了，你把被带走的骄傲和一部分痛苦连同眼泪一起吞下，我对你又多了一些敬佩，反倒希望你喊一声疼，或者道一声难过。
没过几天，你就回来上课了。带着一副拐杖，不怎么出教室。学校里每天都上演着新的闹剧，教导主任的发型一天一变，校长的裤子总有一个洞。人们似乎都还没察觉你的踪迹，你就躲在班级教室的最后一排暗自疗伤，早上第一个来，放学最后一个走。
直到有一天，我在走廊的尽头看你一个人拄着拐杖去上厕所。路过你身旁的人全都侧目，议论纷纷，你低着头一直走。
我大跨步追上了你，扶着你进了厕所走向小便池。到了坑边你突然停住，让我出去。我看你倔强的样子忽然很想笑，我说：“我又不偷看，都是大老爷们怕什么？”
你粗暴地吼着要我出去。我甩开手夺门而去，走了没多远，怕你出事又折返回来，听着你强忍却又忍不住的低沉闷泣，我心中满是辛酸。
上天给了你惹人妒忌的天赋，在你锋芒毕露有理由张扬的年华，却又以这样的方式教训了你。现在试着回想，如果一开始我们不那么勇猛，是不是荆棘刮到身上口子能少一些，掉进坑的姿势能更加得当，保护及时的话，我们是否还能有机会再重来一次。
你痊愈以后，话就变少了，吃饭很慢，骑自行车也很慢。不再和我一起踢球，而是热衷于让我陪你遛狗。但好在我们之间的默契还在，面对面吃个饭，打个台球，不说话都不会无聊。
而后我们一起上高中，一起毕业。高考后我去了艺术学院，你的成绩不是很理想，没能去上自己想去的大学，于是就近选了一所学院，学了金融专业。我们在一座城市的两端上大学，有时一个月一见，有时一学期不见。生气时互相咒骂，高兴时还是互相咒骂。你的笑声渐渐变大，越来越清爽。与我刚认识你的时候，越来越像。
像你我这般的兄弟情谊，在当下的生存环境中，已经少之又少了。女人们都很羡慕男人之间这般的友谊，也许她们并不知道，兄弟之间暗潮汹涌的较劲，有时候就是从一个姑娘开始的。
我们就是这样，在不同的世界里赛跑了这么多年，谁都不服输，谁都不低头。即使是奋斗路上我们也互不相让，比赛着前进。
你不再因为谁的一句话而纠结一个晚上，而是把精力省下来，想想第二天的规划。我也学会了在许多场合隐瞒自己的情绪，不再因为一个观点而和别人争论得面红耳赤。
原来这一路我们披荆斩棘地挥刀，多数情况竟是自残，过去的我们终于还是死在了自己手上。
记得去年年初的某个凌晨，我朦胧中接起你的电话。你一直不吭声，抑扬顿挫地叹息了几次，我听得出你的疲惫，尽管你说不出来。但是我了解，我真的都了解。
记得《中国合伙人》里成冬青在最后与美国人谈判时说：“对我来说，这件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有一个朋友，他远比我优秀，远比我更应该成功，他来到美国，我看见我们这一代人中游得最棒的在这里沉下去了，波诺先生，这里从来就不是一个公平的战场，我要用我的方式帮他赢回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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