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O岁那年,队里的水牛死了。
饲养员陆大爷,坐在磨盘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水烟。孩子们高兴,我也高兴,可以喝到牛肉汤了,家家户户都在准备着碗筷,孩子们都把家里最大的碗都捧手里了。
剥水牛的活儿在场院里干,操刀的屠夫是王二蛋他爸爸,王二蛋爸爸天天骑着辆破烂自行车,车把上系着一个红布条,走街串巷给人家阉猪。二蛋的爸爸很神气,对旁边帮忙的人吆来喝去还捎带着骂,对小媳妇儿老婆子们开着荤骚的玩笑。女人们回敬的话语更恶毒,场院里过年一般热闹。
炉灶垒好,大铁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翻滚着。牛肉被切成几大块,放进锅里,合严木锅盖,熬汤。剔下来的牛骨头和牛皮,要卖到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我就跟着卖废品的青年一起去了废品站,青年嫌我走得慢,耽误了喝牛肉汤,就把我放在车上拉着,颠簸的土路把我的屁股都磨破了。
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喝汤运动啊。队长敲响了一截铁轨钟,喝汤了,喝汤了!男女老少几百口子人,端着碗排着队。会计给每个人的碗里放葱花,妇女队长给碗里放几片牛肉。队长挽着袖子,操着一只铁皮大勺子,把一只只递过来的碗盛得满满当当。喝,使劲喝,管够啊。那一夜,家家户户都打着饱嗝儿,泛着牛肉味儿。
三五天过去,少油寡水的肚子就又想牛肉汤了。越是想那天喝牛肉汤的过瘾场面,越是觉得肚子里有个馋虫在爬在叫。我脑子忽然灵机一动,那天去废品站卖牛骨头,好像就看到一只水牛的犄角。另一只牛犄角哪里去了?这个问题让我兴奋了,这牛的犄角在摔下山坡时就掉了,没有被人发现。
放学的钟声一响,我就兔子般地蹿出去,撒开腿往队里那块山坡地跑。我沿着水牛走过的路线,仔细跟踪到了它摔下的坡边。坡很陡,有三四十米深。我先绕道坡下,在沟底的乱草丛里寻找了好几遍,没有牛犄角的踪影。我顾不上手脚被划破,从坡地往坡上艰难地攀爬。在一条石缝之间,我终于看到了那只牛犄角。一定是水牛在滚落的时候,一只犄角正好卡到了石头缝中间,牛犄角给掰断了。我拔出牛犄角,像是挖到了人参,像是捡到了大元宝,冲着夕阳嗷嗷地大喊。我把牛犄角藏在一处草丛里。星期天,我可以去废品收购站把牛犄角卖了。
第二天就是星期天,阳光灿烂。吃过晌午饭,我把布袋塞在书包里,绕过村子,我就往山坡上跑。在草丛中找出那只牛犄角,装在袋子里,抱在怀里往供销社走。一路上,我把自己会唱的歌都唱了一遍,那只牛犄角肯定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多的歌。
我走进供销社,对着一个梳着长辫子的阿姨说,我要卖废品。
阿姨问,你卖什么废品啊?
我打开袋子,说,水牛犄角。
阿姨指着里面说,到那个院子里去过秤。
我走到堆放废品的院子里,看秤的是一个大胡子叔叔。他把牛犄角往秤上一扔,给我一张小票,说去柜台找阿姨拿钱。我小心地接过那张门票,清楚地看到上面写着一毛,一毛钱啊,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
我拿着小票又回到长辫子阿姨跟前,阿姨接过票看了一眼,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元钱放在了柜台上。
我吃了一惊,给了我一元钱?是不是给我的?是不是没有一毛钱要让我找开啊?是不是考验我?
我的手放在拒台上,离那红红的一元钱有短短的距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阿姨看看我说,小孩子,你的钱,拿走。
我把钱攥在了手里,心扑通扑通地跳。我不敢转身就走,万一阿姨发现给错了找我怎么力?我慢慢转身,耳朵时刻准备着听阿姨唤我的声音。背后没有声音,可是我的背后如同有针在刺,麻酥酥热辣辣的。我不敢走出供销社的屋子,怕人家再追我,会把我关起来。我就假装在柜台前看东西,布匹、锅碗、盆罐、耙子、镰刀、饼干糖果、书本、鞭炮,我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看过了。我还在磨蹭,又很认真蹲下身子仔细看标签上的价钱。平日里看看就能流口水的饼干,我也对它毫无兴趣,我不时地用眼光扫描那个长辫子阿姨。
阿姨似乎没有注意我,她招呼着来买东西的顾客,没有顾客时,她就和另一个短头发的阿姨说说笑笑。
我不知道在供销社里待了多长时间,直到那个长辫子阿姨对我喊,小孩儿,都快下班了,还不回家吃饭,快走吧。
我如同得到了特赦令,转身就跑。
一块钱啊,天啊,一块钱。我把钱捏在手心里,一路跑啊,手心里攥着的钱都被汗水浸湿了。一毛钱,我敢花掉,一块饯,我不敢花。
远远看到家里的土屋了,我发疯似的喊着妈妈,妈妈──
我的声音肯定与往常不一样,正端着盆子洗菜的妈妈以为出了什么事,支下盆子就往屋外跑。
我上气不接气地说,妈,钱,一块钱,卖牛犄角。
妈妈听完了我的叙述,拍拍我的肩膀说,孩子,你多拿了钱,那个阿姨就会短钱了,那个阿姨是要自己补齐公家的。
妈妈擦擦手,解下围裙,说,你先吃饭吧。妈把钱给人家送回去。
我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太疲惫,睡着了。
选自《青涩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