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向去过承德的人打听，离宫丽正门左边不远，有家小小的新亚书店还在吗？没有人能回答我。
那天碰到承德来的一位朋友，才知道这家小店关门多年，女主人已经不在了。
十几年前我去承德，住在离宫对门的宾馆里。我一向起得早，每天都到街上去散步，常常看到那位上了年纪的女店主已经坐在书摊前。她不卖庸俗读物，主顾不多。
我还记得，我在她那里找到一本徐铸成先生的回忆文集《新闻丛谈》。书本来不脏，她非要从小屋的书架上找出一本更新的。
有一次，见她开门后，正站在木凳上挂几种新到的期刊。我真担心她不小心会摔倒。难道她家里没人来帮她吗？又一天，我见她正为两个解放军战士包扎几本小词典。她显得那幺高兴，像一个母亲照应着自己的孩子。
还有一次，见一位店员打扮的姑一娘一，给她送来几包方便面，放下后像一只小燕子似的又飞走了，边走边喊道：“钱，回来再说吧。我正忙着呢。”
我向地区文联的朋友打听，证实女店主确是独身，也不是本地人。1942年，她从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毕业，50年代初响应支援塞外的号召来到热河剩现在退休了，一生未婚。
为什幺不结婚呢？我的朋友沉默了。再追问，朋友说：“她本来应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在同事中找到过一位恋人，俩人相约学英文。他们太天真了，常常当着众人练习对话，不免遭到愚昧而多忌的人的白眼。政治运动来了，有人提出：为什幺不学俄语？为什幺离开大城市到塞外来？抱有什幺不可告人的目的彼此还说外国话？不是“特嫌”是什幺！不久，“反右派”运动来了。失去一爱一情的姑一娘一，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她被送到山区劳改了6年。这还不算完，又被遣返回故乡湖北的农村。直到一党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才回到承德。
落实政策是何等的艰难！特别是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部门。她回来以后，原单位落实的结果是：每月工资20元，分配在新华书店烧火！为什幺还要劳改？为什幺连50年代的70余元的工资都不恢复？多亏一党一报为她鸣冤，《河北日报》以《她含笑抹去腮边的泪痕》为题作了报道，这才得到了解决。然而，她也到了该退休的时候。当她拿到1000元安排生活的费用，立刻拿出500元捐给承德市幼儿园。她在美国的侄子来接她，她说她还要在承德找一个摊位卖书，完成她一生热一爱一图书的志愿。
1983年，她得到过新华书店系统先进工作者的表彰，这是她一生得到的最高荣誉了。我正是在这以后来到承德的。听说，当时有的青年知道她英文好，常有人来求教。可惜我没有碰上，否则我一定会看到她像接待解放军战士那样的高兴。
临别承德的那天早晨，地区文联派车子送我们回北京。我一抽一空又跑去看一眼那小书店。隔街相望，女主人刚卸下了门板，正在打扫便道。这是一个晴好的早晨，但愿她今天生意好，最好有更多的青年来买她的书，或找她来讨教英文。
我是抱着深深的祝福离开那小店和承德的。
如今有谁知道离宫外边曾经有过一家新亚书店，有一个来自长江边上的热一爱一生活、热一爱一卖书的女人？我若再到承德，尽管那书店和女主人都无踪影了，我也还要到那里去伫立片刻。我想，那两位解放军战士，那给她送来方便面的姑一娘一，那些向她求教过英文的青年们，以及所有从她手中买过书的读者们都会记得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