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观察室
甘建华
那些日子，父亲整天躺在病榻上，身边的氛围给了他什幺样的感受呢？当父亲要求转院，离开三甲医院那间重症观察室时，他在轮椅上的回眸与轻轻挥手，给了我一个答案。要是能用颜色来表示的话，我觉得，这答案应该是白色背景上点缀了一抹温情的暖色。
观察室有8张床位，大开的门，正对着病区的服务台，人来人往，较为嘈杂，加之患者、陪护家属较多，因此，尽管一床难求进来不易，但对需要安静的患者来说，这里实在算不上是理想之处。然而，在这个人生的特殊驿站里，素昧平生的患者、陪护者之间，那种不带丝毫功利的善意与关爱，像一道温暖的风景，触动了我的心弦并留下长久的余响。
老父病卧，轮班照顾，对我和弟妹们来说，是件能力不济、从头学起的事。左面床位的病友、报社退休的大姐热心地做了指导“老师”，凭经验处处指点、帮衬我们。父亲食欲越来越差，问他想吃什幺，他皱眉摇头，我便忧心忡忡。这时，大姐会笑眯眯地拉椅子坐到近前来，或是在床上转过身来，大声问道：“老先生，今朝想吃啥?菜粥要吃伐？烂糊面要吃伐？小馄饨要吃伐？虾仁要”说来也怪，她这个办法总会有奇效，等我父亲一点头，她马上示意我去街上买，或者她拨手机通知女儿顺便带过来。病床上的父亲，接受中国式的基本治疗方式———天天挂点滴。眼盯心系着输液显示管里的那一滴水，每滴完一袋及时通知护士更换或停止，是陪护人较为伤神的事。我有时一心两用或打瞌睡时，把监视“水滴”的工作疏忽了，这种情况下细心的大姐总是会替我盯着。她住进来早，已经学会自己换输液袋了，她女儿也会。护士忙的时候，她们就一声不响地帮我把老父的输液袋换好了。
右边床位的病人，病情与我父亲相似，心情郁闷，话语不多。陪护他的儿子，把为父亲治疗的过程和效果悄悄告诉我，还给了一些提醒和有价值的建议。同病相怜的友谊，还体现在彼此的照应上。譬如，一方来了探望的亲友，另一方就把自己跟前的座椅搬过去。他们办出院时我不在，他们离去后，我有点若有所失。右床新来的病人，是个重庆口音的年轻人，听说患的是传染的病，我下意识地与其保持着距离。然而，他对人热情，礼貌谦让，脸上总挂着很阳光的笑容。当我把几近瘫痪、挂着点滴的父亲吃力地移到轮椅上，笨手笨脚、顾此失彼的时刻，他总会及时地伸手搭上一把，解了我的窘迫。年轻人出院时，我才知他的病不在传染期内，对他的歉意在我心底油然而生。
父亲半瘫痪以后，仍频繁地要求如厕。在请不到护工的情况下，服侍他牵着输液管子、穿上寒衣厚裤、坐上轮椅去较远的厕所，需要出一身汗的。那天，我出去给父亲买食物，因春节期间街头冷清，便多跑了几个地方。偏偏这时父亲急着上厕所，迷迷糊糊地想要自己下床，惊动了全室的人。靠窗女患者的丈夫，小个子的四川人，四下找我不着，便承担起了我的职责。当我匆匆赶回时，他已经服侍我老父从厕所回来了，正吃力地把老人从轮椅移到床上。见状我愧疚、感动得不知说什幺好。靠窗床位的前一个患者，是个戴氧气罩的老兄，昼夜不断地咳嗽和咆哮，动静非常大，痛苦不堪。连续五天四夜、寸步不离侍候左右的，是位身材修长，容貌气质颇佳的女子，其体力和耐久性令人吃惊，脏累活儿的细致到位令人赞叹。别的床位有什幺情况，她还主动帮忙。见我替父亲更换被套和身下的床单很困难，她跑过来手脚麻利、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问题。她陪护的病人咽气前，医生组织抢救，她疲累不堪地靠在门外的墙上，眼里闪着泪光。简短的交谈中，得知老先生是她多年的房客，平时习惯了她的照应。我于意外之中感到了几分震惊。
告别重症观察室时，我的心情与父亲是一样的复杂。这里有痛苦有挣扎有恐惧有希望，也有人性中最美丽最温柔的东西在抚摸着你的心灵。
选自“朝花时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