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妻是同学，是伴侣，是同事，一道从教三十载。
妻从小学“戴帽”初中，至完中，一直担任初中语文教学工作。她淡泊宁静，并不潇洒，聊以自|慰的是练就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行云流水似的侃侃而谈，那抑扬顿挫、字正腔圆的声调，常常让学生、让同行为之倾倒。
我以教师至教研组长，至教导主任，至县教研室教研员，口吃言顿，自感弗如妻子言语痛快淋一漓，但有“下水作文”的癖好。从初为人师到担任教研员工作，笔耕不辍，时有“豆腐干”见诸报端，每当“大名”变为铅字，总要获得一种莫名其妙的鼓舞。
妻子“绝”在口头表达，我则“绝”在书面表达。我们各有所长，家庭事业可以互补。家庭里，妻是我的“上级”，给她自己、给别人写点什幺东西，她一声号召，我便有求必应；工作上，我是教研员，统管全县中语教研工作，为了配合默契，我常常把妻子推向公开课的讲台，任她一展风采，落实我的教研计划。
妻子说话语言极其规范，这不仅仅是要求自己。记得有一次，我偕同妻观看一部电一影，当播音员介绍剧情时，那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妻听了忍俊不禁，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播音员将“乾隆皇帝”之“乾”，竟然当众读成了“gān”，堂堂一家地区级的影剧院，落下笑柄。其实这样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观看地方台的电视节目，播音员“出洋相”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妻则一本正经，每遇此事，表情异常激动，恨不得一下将播音员从电视机里拉出来，自己取而代之。妻五官端正，身材苗条，只是年届不惑，失去了报考播音员的机会，这是妻一生感到最遗憾的事。
去年暑假，我们一家外出旅游，我当向导，妻作“翻译”，凡要交际之处，妻一口普通话，天衣无缝，当地人丝毫看不出我们的“破绽”。一家人行动自一由，有妻作“翻译”，我也暗自庆幸得天独厚。国庆节到了，学校举行诗歌朗诵会，我给妻从高中语文教材中选了艾青的一首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当她朗诵到：“大堰河，含泪的去了∕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大堰河，她含泪的去了”的时候，妻进入了角色，她声调哀婉，缠一绵悱恻，把听众也带入了情景，许多女学生竟然掩面儿泣。当妻朗诵完毕时，台下爆发了响亮而持久的掌声。
业余时间，妻酷爱赵忠祥播音的《动物世界》节目，达到如痴如迷的地步。凡有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节目，妻从不放过，她把这个节目推荐给自己的学生，不仅仅是要求他们从中获取科学知识，还要去品评，去咀嚼，去学习赵老师出神入化的语言艺术。要说“追星族”，赵老师可堪称妻心中唯一的偶像。
我习文，是始于当知青的时代，劳动之余，舞文弄墨，虽然从农村出来稍迟些，但习作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头，这给后来从事的工作夯实了基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学语文界内不少行家里手呼吁教师要“下水作文”，体验为文的甘苦，从此我被卷入这股洪流。欧阳修为文，成就于“马上、枕上和厕上”，我写文章，却离不开乡间的阡陌小道，我的文章是在田埂上“转”出来的。农村学生写作基础差，我指导他们“就地取材”，学会观察、分析和表达。1984年春天，我自编一本中等水平的习作选，取名《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自己作序，自己刻印、装帧，然后在班上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人手一册。当同学们看到自己的作文入选后，顿觉倍感亲切，大大地调动了他们写作的积极性。有了这个开头，一发而不可收，随后推广到全校，学生作文水平提高较快。
回想起来，我与妻的一技之长，也不过是为人师表的本分而已。有时慨叹“岁月不饶人”，实则是一种慵懒作风的表现。想想前辈，来日方长，我与妻何尝不可“说写结合”，教学相长？“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只要有恒心，我与妻一定会迎来霞光满天的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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