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乡村
周树山
一九七八年夏天，我在家乡附近的一个小学当老师。每天早晨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去上班，往返十来里路，中间要经过一片一片的农田。回来时，我常常到甜菜地里掰一些甜菜叶子回来喂猪。有一天赶上下雨，我到一片胡萝卜地里拔了几个胡萝卜，弄得满身是泥。回家之后，妻子用这胡萝卜给我做了一顿粥，我喝得又香又甜。日子虽然清苦，但还是温馨的。我的妻子还年轻，正怀着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我已年届而立，虽然一无所成，可我的心在远方。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我总觉得我的生活还在别处。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烦闷得无聊，就到生产大队的办公室去找报纸看，在一张报纸的下端，忽然发现省艺术学校的招生简章，吸引我注意的是这样一条信息：编剧专科班的考试资格婚否不限，年龄放宽到三十一周岁。我把它读了一遍，就把这张报纸偷偷地揣到了口袋里。回到家，我在油灯下仔细地研究了这份招生简章，两岁的女儿已经入睡，妻子坐在灯影里，我对妻子说：我要去报考省艺校，并悲壮地说：这是命运女神给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妻子很平静地笑了，说：那你就考吧！
说是“最后一次机会”，这话一点儿也没有夸张。我当了几年的乡村代课教师，也在公社干部中混过，当文化站长，包队干部，给业余文艺宣传队编排节目，给领导写材料，当然也当过农民，出田刨垄，流了好多臭汗可我总感到没有找到我生活中的位置。这一年我参加了好几次考试。第一次报考高师函授，到县城去考试。我骑着自行车出村不远，车胎就瘪了，我推着自行车跑过一片大甸子，到另一个村子靠路的人家借了打气筒，刚刚打足气，骑上去又瘪了。我只好推着自行车在荒野和土路上狂奔。当我气喘吁吁跑了二十多里路赶到考场时，考试已经进行了一半的时间，监考人员不准我入场。我央求哀告了半天，才破例允许我考试。我用剩余的时间答完了所有的试题，考中了。但这种考试改变不了我的命运，我仍然过着单调窘迫的生活。这年，是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参加了初试和复试。我的复试成绩超过录取分数线二十八分，本应有一个学校可去，但却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这次我决定再试一次，如鲁迅先生所说，希望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但是你总得抓住命运的任何一次机会。此次若不成功，我只能生于斯，活于斯，终老于斯了！
妻子和女儿已经熟睡，我在报纸的空白处开始构思我的习作，因为要取得考试资格，必须交一篇作品。既然要考编剧专业，就写一个剧本吧。这张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报纸我至今还珍存着，上面用铅笔写着我的“构思”。一个人的幼稚有一点好处，它可以使你充满自信。我当天夜里就完成了我的剧本，把它写在一沓画着莱种表格的黄纸背面，钉好后，第二天就寄到学校去了。这个剧本的题目叫《拔苗记》。
第二天，我把那张报纸夹在自行车后座上，兴致勃勃地赶往邻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一个朋友。这朋友曾是我非常要好的同事。我们同在一所乡村中学教过书，又有着共同的志趣和爱好——喜欢文学。他已经有了妻子和两个孩子，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作家，为此安贫若素。为了买书，春天时曾卖掉自己的棉衣。有一次我到他家去，他的妻子向我抱怨说，他们家连一根火柴也没有了。做饭时，这可怜的女人要翻过墙头，用一把玉米叶子到邻居家的灶里点着火，再高举火把似的翻过来，才能把自家灶内的柴火引燃。所幸家里还有两毛钱，刚好够买一包火柴，这女人就将两毛钱交给她的先生，嘱咐他买火柴回来。这先生晚上回来时，没拿回火柴，却拿回一本书，是鲁迅先生的<野草》，薄薄的一册，定价正好是两毛钱。可怜的女人和他吵了一顿，大哭一场。可是日子还得过下去，苦是苦一些，还有美丽的梦支撑着。他家紧靠着一片白杨林，春夏时节，我们常常坐在白杨树下谈文学，谈一些不着边际的梦想。我当文化站长，在乡下帮助农民编排节目时，他经常到场，穿着中式的罩衫，脖子上围着大围巾，极文雅极有知识的样子，现在想来，那完全是一副“民国范儿”。当时我正在恋爱，演出队里有两个姑娘对我有点儿意思，我可以在两个人中进行抉择，我就征求他的意见。他给我的建议是，选择那个长相和风格（对不起，我这里必得用“风格”这个词儿）都差一些的那位姑娘。这姑娘个子稍矮一些，脸上有点儿雀斑，眼珠灵动，爱耍小聪明。她的求爱风格是在背后当着别人的面贬损和丑化我，在我面前则做娇柔和调皮状我认真想了一下，没有听从这位朋友的建议，选择了另一位姑娘。既然我们的友谊已经到了求偶都要征求他意见的地步，我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把我迎进院子，一边走，我一边兴高采烈地说，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问，是不是省艺校招生的事？没想到他竟先我而知道了！我自然向他游说了一番，劝他无论如何，不要错过。他听了后，语气嗫嚅而支吾，没有我想象那样踊跃和热情。但最后还是说他已报了名，并寄去了作品。既然他早已注意到了这个消息，可见他关注此事并已付诸行动，我的游说是多余的。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我的心情自然高兴。一个偏远小村的没见过世面的青年要到省城去考试，心里总是惴惴的，现在有了同伴，似乎也可以壮壮胆子，所以内心深处，对他竟有一种感激了。
考试通知迟迟没有来，我以为自己的习作不合格，被取消考试资格了。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午，我带着女儿在村后的谷地旁捉一只白蝴蝶，邻居的女人跑来告诉我，我的儿子降生了！接着，考试的通知也寄到了。儿子生下几天后，就得了病，哇哇哭着不吃奶，脸色发青问了明白人，说是因为胎火太盛，得了小肠风。看着病情越来越重的儿子，妻子急哭了。可是我后天就要到省城考试，怎幺办呢？经人指点，我骑着自行车，带本村的表嫂抱了孩子赶往县城，去找能治婴儿月子病的乔老太太。临上路，妻子大哭，以为这奄奄一息的孩子肯定要扔在路上了。赶到乔老太太的家，乔老太太已经穿好衣服，出了大门，马上要赶火车到天津去看女儿。见孩子生命垂危，乔老太太返回屋，用一根三寸长的大针就往我儿的肚子上扎。我听不得孩子的哭声，就站在院子里等候。扎完针，孩子不哭了，安静下来，呼吸平稳，看样子是大好了。我千恩万谢，带着儿子赶回了家。在家痛哭并焦急等待的妻子见儿子平安回来，悲喜交集，儿子又能吃奶了，第二天——儿子降生的第十三天，我将赶往省城考试。
我去田里扛回一麻袋甜菜叶子，剁碎了放进缸里，给猪预备了几天的饲料，看了看襁褓中的儿子，小家伙睁着晶亮的眼睛看着我。我和妻子女儿告别，妻子拖着产后虚弱的身子到园子里，摘下几个刚熟的西红柿塞进我的挎包。我要留给女儿，懂事的小女儿躲在妈妈身后，说：爸爸去考试，爸爸路上吃吧！我含着泪水，穿着褴褛的破衣，脚下蹬着一双溅满泥点的旧鞋上路了。回头望去，妻子和女儿站在门前，她们正默默地目送我远去。我的泪水潸然而下。陡然生出一种悲壮感来，觉得此一去，不仅是寻找我个人的前程，更关乎妻子儿女的幸福。我和她们生死相依，我的肩头责任重大，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命运把我抛向何方，她们深情的目光将像天上的朗月和星辰照耀我的前程！
我走了十二里的土路赶到附近的车站，从那里坐火车去省城。到省城后，那种炫目的繁华和嘈杂令我迷惘。我的姑姑住在省城，自小我来过这里，但我从来不熟悉这里的路。那林立的高大的楼房在挤压着你卑微的灵魂，甚至使你胆怯得不敢大声说话。我小心翼翼地向人问路，终于上了开往学校方向的汽车。坐在车上，摸摸挎包里几个西红柿，觉得应该把它们吃掉。不是因为口渴，而是因为羞怯。我不想带着这几个西红柿去见考官们，让人家嘲笑我这个乡巴佬。我拿出一个西红柿，想吃得文雅一些，就轻轻地去咬。可是这该死的西红柿竟“呲”地一下子射出一股汁来，溅了身边的一位军人一身，这军人恰巧穿着一身新军装。我吓得跳起来，连连道歉，忙掏出手帕去擦。那军人微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可是我已经在窘迫慌乱中出了一身冷汗。第一个西红柿开了这可怕的玩笑后，我再也不敢打那几个的主意了，让它们暂时留在挎包里吧！
到学校正是中午，通知说：要在下午一点半才发准考证。我无处可去，就把自己的一双泥鞋扒下来，垫在屁股下，坐在学校的大门口等待。我从容地吃掉了剩下的几个西红柿，把自己晾在九月的阳光下，内心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我的儿子怎样了？虚弱的妻子怎样操持那个家呢？小女儿会想我吗离开他们这幺短的时间，由于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孤独和凄凉的情绪就攫住了我的心可是我还有什幺退路呢？
终于领了准考证，然后到另一个学校去看了考场，当天晚上，我住在姑姑家。第二天进了考场，我身边有一张空荡荡的桌子，没有人坐在那里，桌角贴着我那位朋友的考号，他没有来考试。据说他听了别人的劝告，自己有了老婆孩子，而且很快就会转成正式教师，录取的希望又那幺渺茫，如果考不上，徒然惹人耻笑，于是放弃了。我望着那张桌子，深自叹惋。考试进行得还算顺利，但我心里还是没有底。望着城里那些神采飞扬、乐观自信的考生，我自感微贱和卑怯。一次考试的间歇，我见到一位穿着黑西装的青年站在考场外的台阶上正在口若悬河地大讲刚刚考过的科目，他睥睨一切，故意炫耀他的博学和正确，似乎在宣布标准答案。很多人围着他，向他投去敬佩而叹服的目光。我望了望他，赶紧走开了。我想，这位先生一定会考中的，但是，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这个人的影子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他时刻在告诫我，在众人面前故意炫耀和自我吹嘘，是浅薄和缺少自尊的表现。只有马戏团的猴子才渴望得到看客的喝彩，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警惕，不要成为这样一只可怜的猴子。
写作考试出了两个题目，一是《重访严师》，一是《心事》，任选其一，在两个半小时内，写出一篇短篇小说。我选择了《心事》。写作前，我颇费思量，考试进行了十来分钟时，我还没有动笔，我要找到表现“心事”的最好形式。经过沉思默想，这种形式最终被我找到了。我以一个女知青给母亲的短信和几篇日记结构了这篇小说，表现这个女孩子隐秘的初恋情感。在剩下的时间里，我文思顺畅，写满了几大张八开纸，完成了这篇小说。我写作习惯于一气呵成，不在草稿上勾勾抹抹，所以原稿总是很清晰的。尽管我自己对这篇文章很满意，但能否得到考官的青睐，可就说不准了。
三天考试结束后，我又回到了家乡的土屋。妻子坐在炕上，正在给儿子喂奶，我坐在炕沿上，妻子问：怎幺样？我说：还行，反正我尽力了，考上考不上，听天由命吧！就这样，日子又照常过着了。烦恼和快乐，愁闷和希望交织在一起迎来了秋风瑟瑟的季节。在一个肃杀的秋日，我和妻子把孩子留在家里，在田里刨甜菜。甜菜成熟了，长成三五斤重的疙瘩，需要把它从地里刨出来，削去顶上的缨子，才能卖到甜菜站去。刨甜菜的活儿非常累，需要把一把二齿子用绳子捆在腰上，刨进土里后，用腰和全身的力量把一个甜菜疙瘩从土里弄出来。刨上一垄后，即使最壮的汉子也会腰酸腿痛。但生活是严峻的，你总得去干。生产队分配给你几垄甜菜由你收获，你可以把削下的甜菜缨子用来做冬天的猪饲料。如果你不干，那幺冬天猪吃什幺？不养猪，你连买盐的钱都不会有。在这样一个阴沉的日子里，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我们县有一个“女青年”在那次考试中考了全省第一名。肮脏的阴云奔马般掠过天空，西风刮过光秃秃的原野，大地显得多幺荒寂和悲凉！可是我的内心却阴霾散尽，阳光普照，恨不得在原野上奔跑和呼喊。我知道，这“女青年”不是别人，就是我，他们把一篇小说的叙事主人公当成实有其人了。
事情很快得到了证实，我的确考了第一名，但是录取通知书却迟迟没有来。冬天降临了，严寒降临大地。一个冬日的黄昏，我在家接待了一位不期而来的客人。这位客人高个子，大约五十多岁，眉毛很重，眼窝深陷，两眼炯炯有神，操着浓重的西北口音，在这样寒冷的日子里，却没有穿棉裤，冻得瑟瑟发抖。客人告诉我，他是省艺术学校的汪秉坤老师，为了一封关于我的匿名信已经搞了两天的外调，证明那信里写的一切是诬陷不实的捏造后，特意到家里来看看我。我大感意外，忙叫妻子给汪老师做饭。可怜我那清贫的小屋，实在没有什幺招待这位尊贵的客人。妻子做了一锅汤，汪老师连说好吃。饭后，汪老师执意要赶往十二里外的那个小火车站，从那里回省城。我送汪老师到村头，看着他在霜封的大地上渐渐远去，眼中不禁溢满了泪水
后来我知道，学校收到的不是一般的匿名信，而是一篇曲艺作品——山东快书《树山外传》。生平第一次有人给我作传，我当然深感荣幸。可是这传记并非我的信史，却完全是捏造和诬陷。热心给我作传的不是别人，就是我那位多年的友人。他为了取得考试资格，曾经创作了一篇山东快书，但他意犹未尽，在我去考试后，他又创作了另外一篇，并把它郑重地寄给了学校。学校为了是否让我入学，开过三次会议研究，最后派汪老师来外调，让许多相关的人按了红手印，才救拔我于诬罔之中。
我常常想到我的那位友人，他在我上学期间，和与他偷情的一个年轻姑娘在一眼枯井中上吊而死，他的妻子用他家那口既装书又装米的大柜盛殓了他，然后带着孩子远走他乡。这个具有宿命意味的死亡事件深深地震撼了我。多年之后，我发表的话剧《村子》就是以他为主人公的。想到我们曾经的友谊，我已经彻底原谅了他。是啊，有谁能理解，一九七八年以及那以前漫长的岁月里，乡村“智识者”（鲁迅的概念）内心的希冀、绝望、痛苦和挣扎？他们的灵魂深处有一个萤火般的光亮，那就是他们的浪漫理想和对自己命运的憧憬。这理想和憧憬在愚妄的时代喧嚣中显得那样另类、荒谬和孱弱，然而这却是他们赖以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这些“智识者”寻找着同道，在暗夜里如萤火前行，彼此以微弱的光亮照耀和温暖着对方，直到迎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在黎明时分，我们分手了，走向了各自的命运。
入学通知书终于来了。我的入学在当地一时成为新闻。当我将告别妻儿，走出家乡的小村时，不止一个童年的伙伴和家乡的父老对我说过：你可算逃出去了！这话潜含着多少悲辛苦痛！这时候，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到了它的晚期，农村的贫困和萧条不可一语道尽。在我们那个生产队里，有一年，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劳动日值只有三分钱，一个勤劳的小伙子苦干一年养不活他的老娘，把口粮分到家后，没有人不欠生产队一屁股债。这样勤劳一年反倒欠生产队债的农户俗称“胀肚户”，在我离开家乡那一年，已经没有一家农户不是“胀肚户”了。我热爱我的家乡，也曾满怀激情，立志要改变家乡的面貌。一九七O年，我回乡后，还被乡亲们推举为生产队长，在滴水成冰的隆冬，夜以继日地带领乡亲们打水井，学大寨。可是理想被无情的现实打得粉碎，我们陷入了贫穷、愚昧、充满猜忌和仇恨的泥淖中谢天谢地，尽管千折百回，历史在向前走，在我入学那一年，生产队解散了！
别了，我的家乡！别了，我那埋骨双亲的土地！当我回望故土，泪水就浸透了我这颗赤子之心！我仿佛看到，青草在风中起舞，艾蒿在吟唱这灵魂的絮语，夜夜萦绕我的梦，可是您的儿子，总要走向远方
（选自2016年第2期《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