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个很容易怀旧的动物，比如我。今天回老家，坐在母亲身边，坐着坐着我就情不自禁地起身，一个人悄悄地去了一趟已经阔别三十年的老庄子。
正院，面南，三只窑洞。后院，面东，一只窑洞。正院和后院有一溜儿土墙隔开，墙的正中开一拱形土门。院子前面斜倾一棵百年老槐，树顶如盖，把庄院严严地遮蔽着。这就是我家的老庄子。
我们一家在老庄子住了多少代多少年，我说不清，我父亲也说不清。我只知道，老庄子很老了，肯定比我的爷爷、比我的爷爷的爷爷还要老出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这不仅可以从崖面上嶙峋发黑的土色做出判断，也可以从半崖里生长的酸刺枸杞进行确认，还可以从窑洞里塌开的泥皮的厚度来推算验证。
嶙峋发黑的崖面上，有许多蜂窝，蜜蜂的窝。就在窑洞与窑洞的中间，一层一层的，四方形的土窝子，里面住过一群群的蜜蜂家族。据父亲说，解放战争那些年，有一次，解放军的队伍从我家门前过，落下一个伤兵，在我家养了一个多月的伤，痊愈后返回部队。在他离开我家的那天，就神奇地飞来了一群蜜蜂，在我家安了家。到我出生的时候，我家已经有十几群蜜蜂了，崖面上已经布满了蜂窝子。早晨，你还没起床，那些勤劳的蜂儿早已经上工了。嗡嗡嘤嘤，幽幽咽咽，声如竹丝，如吟如诵，这欢唱会把你从梦中唤醒。出门，便会看到它们忙碌奔波的身影，如穿梭，如飞箭；便会闻到它们携带的鲜花新蕊的芬芳，穿鼻入肺，沁人心脾，那，才真正称得上个香。到了秋后，山野的野菊花开败了，天气冷了，蜜蜂们便开始准备冬眠。这时候是收获蜂蜜的时节。收蜂蜜得在晚上，蜜蜂们都回家了，都睡着了，都变成夜盲了，才能对它们的劳动成果下手，否则，它们蛰，蛰得你浑身发肿发疼。这段时间，父亲会忙碌个十天半月，直到把家里的大缸小瓮盆盆罐罐都盛满了蜂蜜。
新取回的蜂蜜会放出新鲜的甜蜜与芳一香，把整个村子都弥漫了。母亲会给我们每人挖上小半碗，我们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坐在热一烫烫的土炕上，包着被子，认真地品尝那甜蜜。村里的乡亲们禁不住那甜蜜芬芳的诱一惑，也都赶来尝新鲜。
蜂蜜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甜蜜，更重要的是财富。当然，这种财富放在今天早就算不得财富了。可是在那时，父亲将两枣红罐子蜂蜜担到集市上卖了，就会换回好些钱，给我们买回换季的衣服、新鲜的水果、商店里的洋糖，还有姐妹们用的发卡和头绳、母亲用的鞋面。这些，都是村里其他孩子所无法得到的。所以我们一家常常会惹得乡亲们眼红好大一阵子，我们兄弟姐妹也会在村里的孩子们中间自豪和炫耀好大一阵子。为此，每当父亲开始收割蜂蜜，我们便都抢着上手帮忙，点火绳的点火绳，打灯笼的打灯笼，端盆子的端盆子，搞运输的搞运输，手忙脚乱，屁颠屁颠，不亦乐乎。
崖面上有了蜂窝，毒蛇就不敢出入。本来，崖面上布满着鼠洞，鼠洞是毒蛇们寄居的好窝窠。可是它们不敢光临我家。记得那年有一只灰色的家伙在我家崖畔逡巡，一蠕一蠕地爬动，身上亮闪闪的，首先被一群麻雀发现了，它们吵吵闹闹着向人们报警。还没等到我们对它采取措施，一群蜜蜂飞上去，左一蛰，右一蛰，不大工夫，就把它蛰得浑身肿胀，像条棒槌。蛇是很有灵性的动物，此后，它们就再也没敢来我家骚扰。毒蛇不敢来，倒给麻雀们办了好事。那些灰头土脸的麻雀在那些鼠洞里大大方方地安了家，生蛋养子，繁殖后代，代代相因。而且不时袭击我家的蜜蜂，半空里掠抢回去，做它们的美餐。为了保护蜜蜂，父亲每年春天都要搭上高高的云梯，将那些麻雀蛋掏出来给我们吃，再把那些鼠洞用泥巴堵死。每干这活儿的时候，那些老麻雀就围住父亲大声吵闹。如果公冶长在世，肯定会听懂麻雀们是怎样恶毒地辱骂和诅咒父亲呢。
我家的三只窑洞，数中间一只最大，最宽敞，也最完好。可是它不用来住人，却用来住羊，住着生产队大小一百来号绵羊。从我记事起，父亲一直为生产队放羊，我家中间的那只窑洞一直做生产队的羊圈。父亲放羊挣工分，那只窑洞却是无偿的。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赶着他的羊群出山。羊儿们出了圈，在我家院子里走得哗啦啦一片响声，大羊小羊咩啦啦一片叫一声，那阵势不亚于一支大军路过时发出的动静。直到傍晚，父亲才把他的羊群赶回来。肚皮吃得滚一圆的羊儿们很温顺，一排一绺地从我家大门里鱼贯而入，父亲站在门口盘点数目，一五一十地数着，直到最后一只羊走过门槛。
不同季节里，父亲都会从山里给我们带回许多好吃的。春天的苜蓿芽儿，夏天的山鸡蛋和野蘑菇，秋天的山梨和酸枣儿，冬天的地软一软。这些东西都藏在父亲脊背上的那个柴捆里。父亲每天都要背回一大捆柴禾，全是他在山上砍下的蒿草和荆棘刺。每当听到父亲的羊鞭响，我们兄妹几个便会抢着跑出门去，站在门前的沟边等着从父亲的背上接过柴捆，抬回家，放在院子里，小心翼翼地解一开，一层一层地翻寻，直到找到那个让我们欣喜若狂的宝物，然后捧回屋里，让母亲蒸了煮了炒了，吃。我们最喜欢吃的是山鸡蛋，是母亲用长把的小铁勺倒了少许的清油放在锅下的灶眼里炒熟的，那味儿比家里的鸡蛋香过一千倍，当然比现在超市里的鸡蛋香过一万倍。还有野蘑菇，那味道比现在超市里的蘑菇足足香过十万倍。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放羊的那些年，我们家的院子从来就没有干净过整洁过。偌大一个院子，一半晾晒着土，一半晾晒着柴禾。父亲赶着羊群出山了，母亲去队里出工了，我们兄妹几个便把院里的土堆散开来，摊平了晾晒在院子里；我们便把父亲昨天背回来的柴禾散开来，晾晒在院子里，并且不时地翻晒。等到下午，柴禾晾干了，便垛成垛；土晾干了，便运进羊圈，垫圈。
在农村，苦活重活是男孩儿的。那时候，我才十三四岁，运土垫圈的事儿就已经是我的了。开始用地轱辘车，上面放一只龙皮条（苇根）笼筐，将土装进笼筐里，推进去，车把一斜，笼筐就翻下去，土就倒下了。笼筐太小，装不了多少土，运输起来太慢，偌大一个羊圈，我得马不停蹄地干整整一个下午，干得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浑身酸一软四肢无力。为了节省时间，我开始学习使用高把独轮土车。我个子矮力气小，驾驭土车难度太大。起先推着空车在院里跑，东扭西歪，东倒西撞，惹得姐妹们捧腹大笑。等空车能推稳了，便开始往里面装土，一点一点地增加，直到把车子加满。把土推进羊圈里，当然要倒下来。倒土确实难住了我。得把车把子猛地扬起来，我个儿低力气小，怎幺都扬不起它。我只好将车子推着靠在窑帮子上，把车把一点点抬起来。不多天，窑帮子就被我用土车蹭出一道道深深的壕沟。毕竟，我可以用土车推土了，这在我们村的同龄人中可是第一个。我心里非常高兴。
那年冬天一连下了好几天雪，父亲的羊群不能出山了，在生产队的大场里喂养谷草糜草和豆秆。那个傍晚，吃晚饭的时候，父亲破口大骂母亲，说母亲有资产阶级思想，损公肥私。母亲一句也不反驳，只是悄悄地擦眼泪。第二天父亲赶着羊群出去了，我问母亲父亲为啥骂她。她红了红脸，说，都怪我，我对不起一毛一主席，我犯了资产阶级错误。我再追问，他不愿说。我还问，她在窑里窑外扫了一眼，一副胆怯的样子，说，前天晚上，炕冰了，院子里的柴草都被雪下湿了，她怕你们兄妹们受冻，便去羊圈里弄了些羊粪豆儿煨炕了……晚饭时，我劝父亲不要把这个事儿说出去，父亲说，怎幺会呢。我早已经想通了，你妈妈尽管犯了错误，可是那是为了你们不受冻。再说，咱们家的猪呀鸡呀整天在院子里拉撒，都被你们连土一起送到羊圈了，你妈妈偶然用那幺一点羊粪也不算啥，只是以后不要重犯就好了。说得一家人心里暖暖的。
院门外的大槐树，估计有几百年的树龄了，父亲说，在他能记事的时候，它就那幺粗那幺大。当年，公社盖戏楼，掏一百六十元要买，父亲都没舍得卖。那时的一百六十元，足足胜得过现在的一万六千元。父亲说，这棵树是我家的风脉，是样活宝贝，多少钱都不能卖。树顶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喜鹊窝，由两只喜鹊经营着，每年都会养出一窝小喜鹊。喜鹊们每天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妈妈说，喜鹊是个吉祥的鸟儿，它每时每刻的叫一声都在向主人预报吉祥，早报喜，晚报财，正午报得贵客来。经母亲这样一说，每次，那对儿喜鹊落到我们的院子来，我都会感到亲切和温暖。
在孩子们的眼里，槐树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夏天。树盖如伞，遮挡了火热的太阳，在炎热里给我们创造出一片阴凉，一片快活的天地。我们一伙小朋友在树下甩扑克，打瓦片，翻花花绳，跳房子，还把树叶摘下来编成草帽儿，演样板戏，干净了快活的事儿。槐花待开不开的当儿，我们会爬上树去，折下那些花一苞（槐子），一搓一下来，晾干了，卖给大队的代销点，换回好些钱，作为私房钱，买回我们平时所需的铅笔、本子、橡皮，还有洋糖。
我家有个姓徐的亲戚，是母亲娘家的表叔。据说他是个神仙，懂得风水，能掐会算，神得很，方圆几十里都称他徐神。那一年，母亲去了一次姥姥家，回来后说她见到徐神了。徐神说我家的院子里埋有金银财宝，很多。八月十五的晚上，一家人献过月亮，吃过月饼，母亲又说起这话。我们兄妹们凑在一起讨论，这东西会埋在哪儿呢？这东西会埋在哪儿呢？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形成统一观点：就在做厨房的窑洞和做羊圈的窑洞中间那个蜂窝正前方两米左右的院子里。那块地方，有一个石槽大小的长方形地块，下雨天一直是干的，晴天里一直是湿的。有了结论，大家的心很热。还不快挖等什幺！八月十五的晚上不用打灯笼照亮，天灯亮着呢。一轮圆月如大大的玉盘，把银辉洒得到处是的，院子里白亮如昼。我们拿出镢头铁锨，先跪成一溜儿烧了几张黄裱，算是安了土神，然后开挖。真怪，这地方表面湿湿的，软一软的，怎幺越是向下越是干硬。挖不到一米还不见动静。我们早已失去了信心。这时，一只猫头鹰扑楞楞落到头顶崖边那个长嘴子上，发出一声凄厉的叫一声。我们知道，猫头鹰是不祥之物。这一声惨叫把我们吓得一毛一骨悚然。手忙脚乱地将新挖的大坑填了，再烧几张黄裱，算是向土神赔罪，然后躲进窑里，吹了灯，一声不吭地睡下。那一一夜，一家人的心都跳了一一夜，谁也没有睡着觉。
我家的后院只有一孔窑洞，从前是堆放柴草的。包产到户那一年，队里分给我家一条一毛一驴，黑色的，母的。母驴回来当然得给安个家。驴的家就安在了后院的窑里。那年我正好师范毕业当了教师，父亲已经过世两年多了，姐妹们也都先后出嫁，养驴的事全由母亲承包了。这驴不仅劳动踏实，肯卖力，一条一毛一驴胜过一匹马或者骡子，而且非常高产，每年都要生一条驴驹。三四年下来，用卖驴驹的钱就给我的弟弟换回了一个媳妇。
我是在生产队参加过多年劳动的农民，而且我的骨子里流淌着农民的血，我的意识里深深地藏有农民们的许多意识，这种意识多年不变。家里有了大牲口，我的心里就高兴过好长一些时日。每周回家，闻到院子里飘散着的驴粪的味道，我的心里就会泛起一阵温暖。为了驴，我上山割草，为了驴，我下沟挑水，为了驴，我拉着沉重的架子车拉土拉粪，心里总感到暖洋洋的。耕地扶犁，碾场吆碌碡，我便每每和驴儿亲密接触，驴儿似乎也和我产生了某种默契，某种感情。直到那年，母亲病了，再也不能饲养和照管驴了，我的工作调远了，再也不能回家伺候驴了，我们便决定把它卖掉。乡亲们有个忌顾，就是在卖掉大牲口的时候，一定要把原来的缰绳一抽一下来，拿回来，不能让它带走。这预示着它在他们手上的彻底解放。那天，我把我家的驴拉到集市上卖掉，收了钱，交了税，按照母亲的叮咛去解驴缰绳的时候，驴儿才意识到了形势的不妙。它的头紧紧地贴着我，眼里流一出一股一股的泪水。在我离开它老远的时候，它一头冲倒新主人，脱缰而逃，一个蹦子跑到我的身边，浑身颤一抖不已，眼里泪水奔涌……
走到崖边，那棵老槐树还在，刚刚经冬，还没有复一活过来，树枝苍劲黝一黑，带着满身满脸的沧桑。跑下坡子，那个门楼尚在，下面的几层基砖已被什幺人挖去。大门敞开，用一些干瘦的树枝歪歪斜斜地挡着。拨一开树枝走进院子，三只窑洞的窗户都被人挖走了，留下三个四方形的黑一洞。趴在黑一洞向里看，里面一片狼藉，蛛丝密布，鼠土遍地，而且不时飘出一丝一缕的鼠粪的臭味。院子里长满了草，草可没膝。院子中央，就是我们当年八月十五夜挖金银财宝的那个地方，被人挖出一个很大很深的坑。据说前两年，有个在外面工作的乡亲，弄到个什幺探测仪器，黑天半夜地拿回村上，偷偷地在好些地方探寻过宝物，盗走了村里好些宝贝。这个坑想必也是他挖的，究竟挖没挖出财宝，就不得而知。
老庄子已经破败荒凉得不堪入目了。可是我站在院子里，过往的许多快活的事儿便纷纷钻进我的脑海来，让我感到了幸福的温暖。
南墙下的那颗桑树还在，为母亲所亲植，当年只有胳膊般粗，现在已经有碗口粗了，细一软的枝条已经开始发白，说明它还活着，很快就要发芽了。那些年，母亲每年都要用桑叶养一些蚕，一抽一出丝来给我们扎花枕头、花书包、花裹肚。我们每年都能吃到甜甜的桑椹。那棵歪脖子核桃树还在，为母亲所亲种，种一子是从姥姥家带回的，当年只有胳膊般粗，现在已经有碗口粗了，细一软的枝条已经开始发青，说明它还活着，很快就要吐穗了，吐过花穗就会结果。去年，就在它吐穗的当儿，突来一场霜冻，冻落了所有花穗，就一个核桃也没结。过年的时候，我回家，母亲从柜底翻出一包核桃，让我给女儿带着，说那是前年的，她攒着。上个周末回家，母亲就开始念叨了，说核桃树就要结花穗了，万万不要有霜冻。去年一场霜冻，害得娃娃们一年没核桃吃。院子中央的那棵桃树还在，为母亲所亲植，当年只有胳膊般粗，现在已经有碗口粗了。它每年都会开花，那花，红得像一一团一火，每年春天，都会把灿烂带到我家来，把热闹带到我家来。它结的桃子很大很甜，每年都要把树头压弯，让我们吃个够，把馋瘾过个足。现在，正值它的花期，枝头上，繁花朵朵，那是我的记忆在绽放，红红火火，热一热闹闹，灿烂又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