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色。我承认。
一听到他们说“男人嘛，长相无所谓的”，我就来气。一想到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男人嘛，有事业就行了”，我就更来气。一想到这个“事业”，其实说白了就是指钱，我就气得浑身上下都胃疼。
说男人长相无所谓，那是纵容。说男人有“事业”就行了，那是势利。这种观点又纵容又势利，用一种虚伪来掩盖另一种虚伪，我不同意。
男人怎幺就长相无所谓呢？这简直跟说“美国人嘛，国际法无所谓的”一样没道理。你想想，人家说美国人无所谓国际法，你同意吗？你要是同意男人长相无所谓，就相当于同意美国人无所谓国际法。你要是同意美国人无所谓国际法，就是支持美国士兵虐一待战俘。你要是同意美国士兵虐一待战俘，就没人性。简而言之，你要是认为男人长相无所谓，你就是没人性。
我不愿做个没人性的女人，所以我很色。
我的“色”，可以追溯到初中时代的“初恋”。初中的时候，我们班最英俊的男生，坐在我后面。他有全班最酷的平头，最长的腿，最白的皮肤，最小的眼睛，最羞涩的笑容，而且还在长跑队里跑得最快。当他在校运会中，从操场那头迈着他长长的腿，迎着晚霞飞快地跑过来时，我的瞳孔里，只有一个不断放大的“帅”字，当这个帅字放大成72号狂草黑体字时，我的眼里就只有他了。多年以后，也只有萨达姆在法庭上发飙时，或者孙楠站在舞台上青筋暴露地高唱“你快回来――”时，我才能依稀回忆起初恋情一人那荡气回肠的“帅”。可惜那时候我们都还太小了。我只在晚霞中站了一小会儿，我们就初中毕业了。然后我去了一中，他去了二中，两个人之间有了长达10分钟的自行车车程，无情的距离，生生是把我们对彼此的仰慕给粉碎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从那以后，我的生命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帅哥。多年以来，从江南到北国，从北京到纽约，我不停地问，不停地找，不停地想，却不停地碰壁。我高中的“初恋”男友――对不起，我把所有的恋爱都称为初恋――非常有才华，能不带一个错别字地完整背诵世界名着《岳阳楼记》，可是他不够帅，比葛优大哥就好那幺一丁点。于是，上大学之后，我把他不太英俊的身影，锁进了我杏花春雨的少女日记里，又把我杏花春雨的日记，锁进了我家黑一洞一洞的阁楼上。我大学时代的“初恋”男友，现在回忆起来，其实长得还是不错的，但是由于他的思想远远不如他的长相那幺英俊，我又忍痛割爱了。从那以后，在寻觅帅哥的道路上，我餐风露宿，饥寒交迫，吃了上顿没下顿。出国以后，更是目睹了中国留学生中帅哥严重脱销的局面。每次开一个party，但凡有一个五官还比较对称、形状还比较科学的雄性，众多女色一狼们就会蜂拥而上，将其包围得水泄不通，我只能不断吞咽着口水站在数层包围圈之外望梅止渴。
长太息之掩涕兮，哀女生之多艰。
这一点，我的小说《那幺，爱呢》里的女主人公唐小瑛也可以证明。在一次复杂的心理活动中，她恶毒地想：“瞧瞧那帮男留学生，一个个长得丧权辱国的……”，固然，她这话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华人世界里帅哥供不应求的严峻形势。后来，我一个网友，干脆根据这句话，整理出了男人长相的几个档次：丧权辱国；闭关自守；韬光养晦；为国争光；精忠报国。
随着对形势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也随着自身条件的恶化，我的审美标准开始了全面溃退，从精忠报国退到了为国争光，从为国争光退到了韬光养晦。举目四望，不能再退了。我毕生的理想，就是找个高高大大的男生，他就那幺随便一帅，我就那幺随便一赖，然后岁月流逝，我们手拉着手，磨磨蹭蹭地变老。现在，一个理想主义者，已经退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者，再退，就成了卖国主义者了。做人还是要有底线的。当然了，如果对方思想很帅，性格很帅，钱包很帅，我还可以咬咬牙，退到闭关自守的标准，不过这已经是极限了。丧权辱国？有你这幺侃价的吗我说？我就是中关村卖光盘的，也得有个成本价吧。
男同学们肯定在忿忿不平了，但是我说同学们啊，在一个“姿本主义”的世界里，是男是女，大家都面对现实吧。就许你们男同学们每天捧着美一女杂志、点击着美一女图片、观赏着层出不穷的选美比赛、开着恐龙的玩笑，不许我们女同学们看着你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肚腩，憧憬风平浪静的肚腩幺。
别告诉我帅哥都是花瓶，人家马一英一九呢，人家李彦宏呢，人家周杰伦呢。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帅哥。把帅哥说成都是花瓶，就像把才女说成都是丑女一样，是男权文化的两大神话，是当权的糟老头子们想出来的谎言，根本经不起推敲的。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戳破的。如果有个男人长得丧权辱国，并且在外表方面自甘堕一落，还以为他挣的那两个铜板往地上一扔，女人就会目光如炬地冲过来。我会说，捡起你的两个铜板来吧，用它来买一个健身馆的会员卡，打造打造你的身材，趁着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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