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破格提拔”陈宣章22岁的刘路在大三就破解困扰数学界近20年的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从而震惊国际数学逻辑界。在中国科学院李邦河等三名院士推荐下，刘路被中南大学特批硕博连读，并且为其“量身打造”培养方案，安排进了数学家侯振挺教授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接着，刘路被中南大学聘为教授级研究员，并获得中南大学100万元奖励。刘路还受邀参加将于2012年3月31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希望之星”颁奖大会。然而，也有一些杂音：有的人认为，“22岁被聘为教授太过草率”；有的人认为，“学术刚起步，未必最合适”；有的人竟然认为中南大学是“想‘捧出’一个杰出人才”，有“拔高刘路成就之嫌”……这些人中，竟然有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为什幺呢？按照一般晋级正教授职称的“路径”：硕士研究生读3年，博士研究生读4年，成为讲师后再升为副教授、教授，每级认定一般最少都要花掉5年时间，期间还有不少科研项目、教学、发表论文的“硬性指标”。因此，目前正教授级别的学者几乎都在40岁以上。所以，刘路就是“破格提拔”。何为“格”？这是人事部门规定的框框。为什幺要这种框框？因为人事部门自己不懂专业学术。现在已经是21世纪，所谓“隔行如隔山”，不是古代的“科举”，只要一篇文章定“状元”。当然，“科举考试”的卷子还要经过几个权威人士的筛选，甚至是皇帝亲自审定。现今，人事部门规定的框框，就是害怕有人作假，因为职称是与工资收入密切挂钩的。人事部门用年限来拉长晋升间距，用“硬性指标”来防止作假。西方国家的大学是“宽进严出”，没有年龄、学历限制，也没有年限、学程限制。而中国的大学是“严进宽出”，高考搞得神秘极了。许多人才就被高考的门槛挡住了。相反，那些在大学胡混出来的人究竟有多少本事，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每年高考还要出一些“作一弊”新闻。人才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才出少年，有的则大器晚成。人事部门规定的框框，对于人才、学术都是有害无益。我每年要发表几篇论文，1997年一年就发表10篇论文，而且都是“论着”，全文发表。我的同学、好友对我说：“晋升只要两篇论文，你发表那幺多论文有什幺用？”在我们的人事部门框框下，职称晋升只是为了长工资。所以，论资排辈就是铁定的规矩，即使“破格”也是极个别人。对于“破格”者，还有极其苛刻的条件。于是，作为掌握晋升的学术权威又有了派系之别。有一年，国际物理学术会议征文。国内经过“筛选”报上去的论文大多数被国际物理学会否决了；而被“筛选”淘汰的论文，经过自己的渠道送上去的，反而大部发被录取。因为国际物理学会审查论文用的是“双盲法”，只看论文内容，不管作者身份、职称。相反，曾经有一段时期，职称晋升属于“还债”（还政治运动的债）。例如：上海某三甲医院有一个人，大学毕业不久，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公交公司当售票员。后来落实政策时回到某三甲医院，在科室担任一党一支部书记，后来又担任医院一党一委书记。他的技术职称也是正教授。又例如：1982年我在大连403医院参加职称晋升。因为我的学历刚刚被卡住，我的上一届校友都是“自然晋升”（考试只是形式，过过场），而我被列入“破格”的三个人之一。三个人中只“破格晋升”两人。结果：“破格晋升”两人中，一个是1959年入伍，没有学历，但是给领导送了厚礼；一个是副院长老婆，理由是“年龄大了，以后没有机会了”。我发表16篇论文，出了两本书，两门考试都优良，三人中成绩第一（那位副院长老婆两门考试都不及格），反而被淘汰。1986年，我被海军卫生部聘为医学技术科学委员会委员，是5名45岁以下的委员之一。大连403医院只有我一名委员。相反，我所在的传染科主任傅广田，没有学历，考英语时，连“the”是定冠词都不知道，英语考试得百分制的2分，也“自然晋升”了。这个傅广田主任，连医学常识都不懂。自己高血压，吃药过量休克，差一点死掉。历来的职称晋升中，所谓的“硬性指标”一样造假：抄袭、伪造论文屡见不鲜；学历造假也常见（现在各种证书都可以伪造）；学术杂志发表论文要版面费，可以谈价钱，可以提前出发表证明书……还有的教授收了钱为伪造的论文出学术证明。所以，我们现在的高考制度是模仿古代的“科举”制度制定的。不但大量扼杀人才，而且造成“千百万孩子争过独木桥”，其恶果数不清。现在流行的“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造成了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中的重重黑幕。一旦进入大学，刻苦学习者占有多大比例？我有个大学同学，留过一次级。学校规定：再留级就退学。所以，考试不及格就补考，补考不及格就由教师坐在旁边，一边辅导一边再补考，一定要让他及格。这样毕业的医生，是患者的福音，还是患者的灾星？假如刘路是一个40多岁之人，社会上的杂音就会少得多。刘路具备正教授级研究员的水平，既不草率，也不离谱。我认为：人事部门规定的框框，不是“双盲法”，不是唯才晋升，而是借“综合考核”为名，行“论资排辈”之实。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新闻晨报》2012年3月22日A23版发表的《人才之问，以‘破’解之？》。文章中对刘路被“破格晋升”很是不满。熊丙奇说：“刘路被校方聘为正教授级研究员，首先应经过严格的学术评审。即便是破格，按照现行的高校职务职称评聘制度，其学术成果是要经过同行评议的。”问题是，刘路破解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的论文是经过国际权威《符号逻辑杂志》的审定而发表的。这还有什幺说的呢？熊丙奇说：“据了解，一些数学界人士觉得，该校有拔高刘路攻克国际数学难题的成就之嫌，值得商榷。”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数学界人士”且不说，国际权威《符号逻辑杂志》难道就没有严格的学术评审，就“草率”发表了刘路的论文？这不是太“离谱”了吗？再说陈景润院士，1933年5月22日出生。50年代对高斯圆内格点、球内格点、塔里问题与华林问题作了重要改进。1957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在华罗庚教授指导下从事数论方面的研究。当时陈景润才24岁。60年代以来对筛法及其有关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研究，1966年5月证明了命题“1+2”，将200多年来人们未能解决的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一结果被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当时陈景润才32岁。陈景润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时，先任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再越级提升为研究员，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后又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贵阳民族学院、河南大学、青岛大学、华中工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成员，《数学季刊》主编等职。1980年当选中科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后又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什幺当时没有人对陈景润“破格晋升”提出异议？1.从助理研究员越级提升为研究员仅仅越过“副研究员”。而刘路则越过了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而且越过了“博士研究生”阶段，幅度太大（用熊丙奇的话是“连破四级”）。2.陈景润越级提升为研究员时年龄比刘路大。3.陈景润的导师华罗庚是国内数学界第一人，没有人敢异议。熊丙奇说：“假如过了几年，刘路失去学术研究的兴趣，转而想离开高校去创业，学校将如何处理？”这就奇怪了。刘路才22岁，以后的学术研究即使没有再创造奇迹，破解数学难题“西塔潘猜想”足以光辉一生。陈景润后来不是也没有什幺新的伟大成就吗？当然，以刘路的年龄、能力，今后也可能再次创造新的伟大成就。难道以此可以否定刘路目前的成就吗？钱学森的“世纪之问”：“为什幺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熊丙奇归因于教育部门和高校的“行政色彩”、“行政痕迹”。这就是我说的“人事部门规定的框框”。可是，熊丙奇语锋一转，认为刘路的“破格晋升”是“行政色彩”、“行政痕迹”的另一种表现，是教育与学术的“功利化”，是“人才包装”、“成果包装”。这就奇怪了。“人事部门规定的框框”最大的弊病就是不“唯才录用”，也造成了学术界的许多不正之风。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因为他们早就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陈景润1953年-1954年在北京四中任教期间，因口齿不清，被学校拒绝上讲台授课，只可批改作业，后被“停职回乡养病”。刘路的父亲说：刘路高中“不务正业”，父母“没少上火”。刘路说自己“不擅长于应试考试，成绩向来也不是很好。”刘路高考时也仅仅被录取于第二志愿——中南大学数学科学与计算技术学院应用数学专业。每次数学考试，刘路的成绩并不拔尖。这些杰出人才与现今的教育制度是有些“格格不入”。是杰出人才错了，还是现今的教育制度错了？再就是“全民学英语”问题。我曾经有专文论述其错误。学生负担重，尤其是小学生负担重。我们的教育，是为了教育部门敛财，不是为了培养人才。北京有个外语学校校长，利用外语教育，得利3个亿。那位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为什幺发出如此异议，我怀疑他也是为了敛财。应试教育就是敛财机器。喊了多年“素质教育”，骨子里还是应试教育。一切为了考试分数。看看《新闻晨报》教育版，你就明白了。
我为中南大学叫好！我为刘路叫好！希望中国多出一些刘路，为国争光，为科学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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