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文艺界有一种不健康的现象：每当某一股风吹起来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在那儿一窝蜂地随声附和，推波助澜。究竟他们对于这股风是“信而从”呢?还是“盲而从”呢？抑或是“怕而从”呢？他们嘴里所说，笔下所写，和心里所想的，是否完全一致呢？这些问题，研究起来，倒是很有趣的。
常有这样的事：在一次座谈会上，某某同志极力称赞某一篇作品是难得的佳作，是可喜的收获，是大胆“干预生活”的榜样；可是过不了几天，在另一次座谈会上，他却在声色*俱厉地斥责那篇作品是如何谬误，如何有危害性*，如何宣传“敌对思想”了。别人听起来，真有点相信不过自己的耳朵，更有点相信不过这位发言者的良心。
自然，一个人也许会“觉今是而昨非”，但从“是”到“非”，其间总有一定的过程，也有一定的根据，不会突然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的。上述的现象，只能说明这个人善于看风转舵、毫无特操罢了。
但，是什幺东西使得他像蜥蜴那样的善于变色*呢？是什幺东西使得他这样“言不由衷”呢？
说出来也很简单，是对于“舆论的压力”和“传统的权威”的畏惧，是利害之心重于是非之心……本来嘛，文坛多风波，安全第一，而安全之道，又莫过于“随大流”，说得坦率一点，也就是“随波逐流”。鲁迅先生说得好：“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他们就是如此不同。”在不少场合，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类“犬儒的刺”。虽然在今天，他们也许再没有必要用“刺”来苟延自己的生命，恐怕仅仅是为了“苟延自己的声名和地位”罢了。
也许他们还会为自己辩解说：“就算我们是‘随波逐流’吧，随社会主义之波，逐社会主义之流，这又有什幺不好？”我们可以这样回答道：“真理不需要盲从的信徒，革命不需要机会主义的‘战士’。随波逐流的人，今天可以随社会主义之波，明天也可以随非社会主义之波，今天可以逐社会主义之流，明天也可以逐非社会主义之流。更何况，你们今天所随的，所逐的，是否社会主义之波、社会主义之流呢，也还值得研究。”
毫无疑问，我们并不提倡“立异鸣高，逆情干誉”，更不提倡“固执己见”。一个人，假如真正能够“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也未尝不是美德。但，只有勇于坚持真理的人，才能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改正自己的错误，这和随波逐流、投机取巧的犬儒是毫无共通之处的。
文艺批评，总是要比眼力的。我们要有学问，要有修养，要有真知灼见，要有独立思考能力，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要有正道直言的特操，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假如大家都成了“不敢有主见”的莫尔恰林①，那幺，这学问，这修养，这真知灼见，这独立思考能力，又中什幺用?不错，做“事后马克思”是最“安全”不过的。但，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事前马克思”，哪怕是百分之一的“事前马克思”，也比百分之百的“事后马克思”强得多。要不然，也就用不着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了。
1957年4月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锈损了灵魂的悲剧》）
①莫尔恰林是俄国诗人格里包耶多夫的诗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人物。他阿谀谄媚，最怕得罪人，曾说过“在我的年纪，可不敢有主见”这样貌似谦逊、其实极端虚伪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