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曾亮《伯岘山房文集》有一篇书李林孙事，说是乾隆末年，承平日久，臣工百僚不知兵革之事，独有任侠士李伯瑜于某巡抚座间大言曰：某处教匪当起。一座大惊失色*，都以为妖人，要将他拿送刑部治以妖言惑众之罪，但后来果不幸而言中，教匪四起，于是官吏们又争相迎聘，礼为上客云云。
梅氏言外之意，对此君有先见之明，是大为赞许的；其实现在看来，这倒并不是什幺先见之明，如刘伯温《烧饼歌》之类。此公既是任侠，必然来自民间，又周游各地，民间情形，当然熟悉，所谓教匪当起自亦必有所闻见；既闻既见，说了出来，原也不是什幺希奇的事。正如“七七”事变前，敌人在华北种种行为，谁都会知道有侵略我们的野心一样的稀松平常，如何算得卓见。只是当时的巡抚们，身为封疆大吏，如许大事，事前不知，别人说了，却反认为妖言惑众，而要拿送刑部治罪，倒确是十分希奇的事，然而也就昏庸得可以了。
只要稍稍明白一点清代历史的人，大半都知道仁宗时有林清之变。区区一二百土匪竟打进了“大内”。要不是道光皇帝（那时还是皇子）射死一个匪头，事件还不知要闹到多大。然而林清之变，据《啸亭杂录》说，事前宫中已有所闻，只是大家都不敢说，怕惹妖言惑众的罪名，以致生出这事变。
原来在专制时代所谓升平之际，是不许说有叛乱之事的。理由很简单，俗话说“升平无事”，一有事当然就不显得升平了，于是臣工们逢迎趋媚，只是一味歌舞升平，年深日久，视为当然，一旦真正有事，别人说出，倒反认为是妖言惑众了。
其实呢，这个“妖言”，正是实话，而说别人“妖言”的人，自己倒真的是“妖言”了。
不过话虽如此，这种人也还情有可原，因为他们真的是不知道，是诚心诚意将实话当做妖言的，一见实话兑现，仍然知道将说实话的人奉为上宾，虽然昏聩胡涂，究不失为诚实，较之历史上专有一种自己明明知道是实话，而却又不许别人说出，一口咬定说是升平之世决无此种现象，自欺欺人者流，终还要较胜一筹的。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
（原载1944年7月20日《华西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