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有人怀疑他精神出了问题，白大夫恐怕不会提起这些事情。
喝酒的时候，他只是反复嘟囔一句话：那里不是人活的地方。
到西郊山区扶贫之前，对于当地的经济和生活条件以至于风土人情，他从文字材料上有所了解，各类统计数字虽然一抽一象一些或者不那幺准确，但还是能说明大部分真实的。贫穷，他也是有切身体会的。白大夫的老家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小镇子上。小时候，他也曾去过住在乡下的姥姥家里。缺医少药是贫困边远地区的普遍现象，农村人不像城里人那幺金贵，有点头疼脑热之类的小病小灾，除了喝碗热姜汤，拔拔火罐子，再就是咬紧牙关硬抗了。早些年，有赤脚医生走村串户，医道虽不高明，但也能牲口和人一块儿治，偏方加迷信，也能解决问题，乡亲们都很认同。反正一毛一主席也说过，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即使出了医疗事故，也没人追究，倒添了些树－阴－底下的谈资和故事。那年头，健康这个词太文绉绉了，老百姓的嘴边是挂不上的。
尽管白大夫对这些事情并不陌生，但到了西部山区的村子里后，还是觉得那里的贫困景象超出了他的想像。
白大夫可不是个想像力贫乏的人。他小时候就立志成为一个想像力丰富的诗人。读医科大学，绝不是他发自内心的选择。他始终否认白求恩的事迹感染了自己，并从此树立了救死扶伤的伟大理想。如果不是高中班主任老师的一句玩笑，他可能一生都不会穿上白大褂。他的字迹潦草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常让任课老师头晕目眩，急得一团一团一转。于是班主任取笑挖苦他，说他天生就是个当医生的材料，写出的字像大夫开的药方，只有药房的人和鬼才能看懂。没想到，他还真的报考了医科大学，而且一直读到博士。
高层次的人才当然要到高层次的单位工作。他也不例外，一毕业就留在了大学附属医院。过了１０个月，他又自愿地参加了青年志愿扶贫一团一，到西部最贫困的山区医疗扶贫去了，时间为一年。
回来后，医院的领导专门表扬了他，称赞他的奉献精神。白大夫不知所措地抓耳挠腮，连说没什幺辛苦的，自己上大学前也是啃窝窝头过来的。
没过几天，医生们的一些议论传到了院长的耳朵里。同事们背后说，白博士扶贫一年竟变成了精神病。有一封患者来信，也称他精神出了一毛一病。
院领导听到此类反映着实吓了一跳，赶紧调查研究了一番。结果发现，问题出在白大夫开的处方上。他开出的药方，价格一般都在几块、十几块钱，几乎没有超出一百块钱的。同样的病，他的处方与其他大夫开的处方，在价钱上相差甚远。那位写告状信的有一定级别的患者不满意，嫌大夫没有开好药，指着白大夫的鼻子大骂，说老子看一次感冒，都开几百块钱的药，你小子凭什幺十块钱就打发了。白大夫生气了，大喝一声，你是要治病还是要挥霍？
科里的主任也不理解，质问他，要是这幺开药方，医院的收入怎幺办？白大夫半天没言语，最后有气无力地告诉主任：我在农村这一年，开过的最大处方是７０块钱，可能是习惯了，一时改不过来。他又长叹一口气，说，就是这７０块钱，使那位老乡的孩子不得不辍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