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许多事情，都和“成分”有关。
我那时最怕听的字眼并非“地主”——这是我家的成分——而是“成分高”。左邻右舍嘴巴里轻易不说地主这个恶词的，除非和我们翻脸，但我们家哪敢跟别人翻脸？就是别人欺上头顶了，也惟有死死咬住“忍”字诀而已。他们更多的是以怜悯、惋惜的口吻提到“成分高”，这三个字的重量，以其更具真实性*的语感，远远超过了“地主”。抗洪的时候，“成分高”的不能在第一线，要防止“破坏”；来了别村的亲戚，过夜吗？须向民兵连长汇报，因为“成分高”；过年，唱戏结束之后，我父亲和两个哥哥必须看戏台，因为“成分高”。我两个哥哥长得很标致，高高大大，“板门一样”，一点不似我的细弱，但过了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还是“讲不到人”——找不到对象，一家人羞得抬不起头来，因为“成分高”；秋收时我们家劳力多，工分多，人口多，分到的粮食自然也多，这就会引起一些说法，——也还是因为“成分高”。
“成分高”三个字像一个巨大的锅盖紧紧扣住我童年的天空，我只能依靠围埂上的眺望，从这个锅盖的里面挖一些小孔，呼吸一些清新的空气，寻找一些轻松的理由。
每学期开始，小学生总要在“办公室”窗口外排队，一个跟一个地“报名”。老师隔着用几根树枝编成的窗户，头也不抬，一边问些基本情况，一边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轮到我，他就不得不抬头了，因为到了“报成分”，问了好几声也听不到回答。当着那幺多同学的面向里面的老师喊出那两个字，这对我，颇有一些难度，因此常常就蚊子似地哼一声，想这样模糊过去算了，但负责报名的老师不喜欢这种忸怩作态，听了几声蚊子哼之后，他就严厉起来了，勒令必须大声报出来。这样的报名，每年两次，是我最大的灾难。
但我必须承受这灾难，因为毕竟可以得到读书的允许，而这是我二哥梦想不得的。我二哥是我兄弟三个中公认为最聪明的。他也确实聪明，我父亲的二胡艺术，他学了半天，就全部掌握了；一支曲子，他听一遍就能够完整地拉出来。据说他读到小学四年级，一直是班级第一名，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也许就是这第一名，使他产生了骄傲情绪，在和同班小朋友玩抗美援朝的游戏时，不肯每次都扮演美国鬼子接受失败的打击，竟然公开提出来他那一份角色*也可以享受一回胜利，这就被一起玩的小朋友告到老师那里，闹得全校紧张了好几天，谁也不敢包庇一个地主孩子如此丧心病狂骇人听闻的反动言论。还算好，经过父母的再三挨训和本人的一再认错，终于平平安安从学校临时隔离出来的禁闭室里领出来，从此除名，辍学，拉倒。二哥的遭遇，父母经常作为教训我的殷鉴，所以虽然每逢开学，总是不愿意，但几经劝说，呵斥，最后还是在忧愁、羞愧和恐惧中“报名”去了。
现在要提一下的是我的祖母，我一懂事，最仇恨的就是她，因为方方面面的信息告诉我，我家划成地主，就因为她——我父亲一开始是小学教师，属于国家职工，本来可以不划成分，我母亲娘家是赤贫的雇农，只有我祖母真正享受过地主的生活，但她一解放就病得不能抛头露面了，只好由我父母来顶缸，我父亲很快就自动辞去国家教师的职务，回家接受贫下中农管制；我母亲则因为贪图地主家庭的生活，也活该划成地主，反应该由我祖母经受的，现在都由他们两个经受了，而我祖母——也许因为有人顶缸的缘故吧——竟然咳咳哚哚，病而不歪，垂而不倒，一直活到1981年。在我整个童年，我的最大的敌人和打击对象，就是我的祖母，辉煌的战绩数不胜数，比如她最怕听广播，我却总是把家里的有线喇叭开得震天响，她带我一起去菜园挖菜，我就捉来许多一毛一毛一虫放在她背上，她刚要坐下的时候，我就装作不在意的样子，把长凳向后面踢出几公分，让她仰面朝天，一屁一股坐在地上——
但我祖母最喜欢的却是我，常常让我到她房里去吃姑妈们孝敬给她而我的父母绝对不允许我吃的糕点之类。有一次趁大人都出去的时候，我竟然打开祖母的黑箱子，大肆翻找起来，结果在最下面一层衣物被翻起来之后，得到一块五六寸见方的白洋布做的类似证一件一样的东西，上面用黑线缝写着“地主”两个大楷。
我的心沉了下去，像是挨了那个爱欺负人的同学当胸一记重重的拳头。当众报出成分，或者仰面看着台上低头站着的父母，还只是羞惭而已，独自一人面对自己家的成分的文字符号，却只有恐怖和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