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校长数量之大，可上吉尼斯记录的。尽管他们各有不同，但管理教师和学生的职责相同。如何管理，取决于校长的意志和风格，但更取决于教育的时代性*。时代不同了，教育制度不同了，学生不同了，校长的管理理念和方式也不相同。
1922年10月，北大教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每位学生每学期每门课收讲义费一元，这样每位学生每学期要额外增加六七元的负担。学生们集合示威，他们涌进办公室，包围教务长，声称要找主张这“可恶规定”的人算账。蔡元培闻讯后亲入重围，告谕学生服从学校规定，大多数学生散去，但仍有一部分不予理睬，继续“鼓噪叫嚣”，蔡校长情急之下，将袖子卷到肘部以上，两只小拳头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学生方才散去，这就是北大的“讲义券事件”。
而近日有报道称，海南一中学校长周常德为感化学生，唤一起学生的向学意识，曾经3次跪在讲台上。令人震惊的是，在全校的早操上，面对千余师生，他双手合一拢重重跪下，大声呼喊“求你们了，不要再玩闹了，好好学习”。
蔡校长与学生决斗和周校长给学生下跪，在这一俯一仰之间，可见中国教育翻天覆地的变化。“往日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蔡氏”挥起拳头的一瞬间，成了“一头正义之狮”；周校长三番五次给学生下跪，有人说这位“负责任的校长”的行为“有辱师道尊严”。
师道尊严，是教育者及其所从事的职业所必须获得的、社会必须给予的宽容和尊敬。然而，长久以来师道尊严被严重扭曲，其中自然不乏教育者本身的自残和自贱，但是师生之间利益的货币化最终让师道败落，尊严扫地。以货币化为前提，在教育这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中，教育者和zheng府、社会的关系，变成简单的雇佣和被雇佣关系，教育者的收入取决于对教育制度的服从程度；与学生的关系变成简单的现代消费关系，进项取决于对消费者的服务态度和质量。在这样简单的、赤一裸裸的关系中，是没有师道尊严可言的。
量化了的表格考核制度，把教育者像修剪冬青一样，出头的一律剪掉，不够高度的却可以安然无恙。消费型的教育观念，引发“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这样的口号高入云端，在“教育不是万能的”真理之下，对于教育者口诛笔伐，对受教育者则“顾左右而言它”。在“快乐教育”、“赞美教育”的形势下，谁不让学生快乐，学生也不让他快乐；你不赞美学生，学生就不赞美你。学生随地吐痰，你得说：“孩子你吐得真好！”若你不理解现代教育，依旧摆出师道尊严来把他批评一顿，结果家长来后校长来，会让你像吃了那口痰一样恶心。因此，蔡校长不需要考虑荷包里的货币数量，他可以跟学生决斗；而周校长只能给学生下跪。
经济社会里，钱真的太重要了，周校长的下跪，公平公道地说，决不排除他本人的“真性*情”，但是“性*情”本非天然，而取决于大气候，就像青一楼里卖笑、麦当劳“欢迎光临”一样，给学生下跪只是教育者这种“性*情”极端的表现方式之一。周校长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用给学生下跪的方式一捅一破中国教育现状这层窗户纸，无论有意无意，都应该与蔡校长跟学生格斗一样，成为一个时代教育事业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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