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官宦分类，人们大多数会给出忠臣或者奸臣的定位。在几乎所有历史情节的文艺作品中，忠臣与奸臣的斗争向来是最激烈最扣人心弦的。忠还是奸，比优还是劣更重要。这种情结不仅反映在人类社会，连狗和猫都被扣上忠臣或奸臣的帽子，可见人们对忠奸的敏一感，决不亚于对内外敌我的分别。在恶劣行为的排行榜上，背叛往往能够稳坐头把交椅，确实有它的道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官宦都能够简单地分为忠或者奸，大多数官吏在其为官生涯中默默无闻，是无所谓忠或奸，即使留下姓名的，也是毁誉参半，人生角色*不是黑白照片，人生价值也并非泾渭分明。文艺作品往往出于挖掘矛盾的目的，专门挑选极端的角色*供观众欣赏，同时加入了作者自身的观点，这多少有些掩盖历史的本来面目。文艺往往表现动荡时代的故事，因为这样才能抓住观众的心，所谓忠臣奸臣也大多出现在这个时候。但社会进步更多依靠和平稳定的发展，和平时期的官吏就没有忠奸之分了吗？还是和平时期所有的官吏都成为忠臣了呢？
人们对忠臣的认识，更多地停留在壮烈殉国死而后已之类，像比干的剖心，陆秀夫的投江，所谓尽忠就是以死报国，似乎只有死才能证明是“忠”。所以许多国亡而没有殉葬的人，就会被人瞧不起，“舍生而取义”的精神传统，让殉葬成为一种行动规范，要尽忠，就不能苟且偷生。如果没有了死的机会，还有什幺办法来表现忠呢？老子在《道德经》提到，“国家昏乱有忠臣”，当国家处于危亡之时，忠臣才能走到前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忠臣是需要有表现的时机和形式的，也就是能够有机会表达自己甘愿与君主或国家共同赴死的意愿。这种机会在和平时期是不存在的，因为君主或国家还没有看到灭亡的影子，为臣者没有必要准备剖心或投江，所以尽忠也就成为幻想。然而在和平时期，也有很多官吏是值得历史记忆的，历朝历代的开国能臣，改革家或者思想家，但是他们只能生存在教科书中，而不能成为影视剧中的主角，因为他们还够不上忠，这是文化的悲哀。反而思之，当一个社会并没有关注特殊的忠臣的时候，也许刚好证明社会正处于稳定的发展时期，这又是社会的荣幸。所以我们翻看历史，也许更应该避开忠臣聚集的年代，看看在波澜不惊的时期，社会发生了怎样的进步。
和平时期，我们需要怎样的官员？魏征在与太宗的应对中曾经强调，作良臣优于作忠臣，出于维护封建君主统治的需要，良臣要从君主的利益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申利避害，而不是无原则地服从，坐看国家的衰败，最后做无谓的陪葬。和平建设需要的是治国良才，而不是自一杀勇士，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正需要这样的一种为官理念。作臣子的，必须为主人着想，要想方设法维护主人的利益，而不是幻想在国家危难之时出来充当就义者。
过去的君主或皇帝，代表的是个人和小集一团一的利益，国家官僚系统是为君主利益服务的。但即使在封建社会，贤明的君臣也非常重视民众的力量，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太宗教导“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能臣良相往往能够将皇家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统一起来，这固然是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但客观上切实起到了维护民众利益的作用。我们所处的社会，广大的民众就是国家的主人，就是君主，zheng府和官员，就是为民众利益服务的。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君就是老百姓。
作忠臣不易，作良臣更难。个人处在权力体系的某一点上，准确把握办事的尺度，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每一个决策是否正确，每一项政策是否有利，不是在办公桌后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一直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什幺苦在死之前，因为死很容易，但要真正落实苦，就必须下狠工夫，必须真正调查民意，解决民事，把老百姓关心的事情办好，而不只是为了把上级的文件传达好。现在的公务员也成了热门的职业，恐怕与“官好当、钱好挣”有关，抱着此种心态，不是好的为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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