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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纽约那天没有想象中的小雨，走出JFK机场（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时候我们满头大汗，推着一辆需要五美元的手推车，第一次看到了这里的蓝天。然后我就每天都看到它，这样无穷无尽的蓝天，就像小时候用过的纯蓝墨水，连白云的点缀都显得多余，无处不在的灰黑色鸽子会在闹市中突然扑腾着飞到这没有终点没有余味的蓝色中去，它们的翅膀下面则是这个说不清楚喧嚣还是孤独的超级城市。
曼哈顿岛上有800万人，所以美国推理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那本着名的小说名为《八百万种死法》，他试图想象这座岛上每一个人的故事与结局。整个纽约的人口是1800万，各种颜色的人们像各种颜色的鸽子一样地扑腾着来了又去，大部分人寂静得没有留下一点痕迹。黄色的我在今年最后的碧蓝夏日里加入了进去。
我在纽约认识的第一个地名是FlushingMeadows（法拉盛草地公园），美国着名专栏作家、“《纽约客》文风”的缔造者E·B·怀特曾写过，几百年来上面都漂浮着灰色雾气。台湾房东老太太一边开车一边指着那个传说中全世界最大的钢铁地球仪说，这是世博会留下的。那是1964年，战后的美国或者说纽约正如日中天，所以他们有最高的楼和最大的地球仪。而E·B·怀特在这里看到的世博会其实是在1939年，他在《未来的世界》中想象未来的客厅，有“宽幅地毯、人造康乃馨、电视播放机，连续播放别的什幺地方什幺人或什幺事的影像、玻璃鸟、铬钢灯、陶制斑马、几个贴面书柜，装了无形的书、另一个书柜，绵延不断地吐出新闻小报的字条，还有新月状的丝绒小双人椅”。然而除了在《这就是纽约》的开篇那个对911几乎精确的预测，E·B·怀特对未来最笃定的想象大概还是“事事没有商量。你要幺接受，要幺拉倒”。
的确，事事没有商量。无处可逃的烈日，热风袭来的地铁口，曼哈顿里必须用UPTOWN和DOWNTOWN区分的方位，进一次超市不容分说塞给你的七八个塑料袋和纸袋，一包巨大的、感觉可以吃到永生永世的糖，八美元就可以打1000分钟的国际长途，却也有80美元上门一次的人工，他可能只是给你的门把手拧紧一下螺丝。九美元吃12只大螃蟹，然而包扎一根吃螃蟹时刺伤的手指需要1000美元……统统要幺接受，要幺拉倒。最没有商量的是，在这烈火烹油般沸腾的城市中，那些若无其事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口的，不过都是些孤独的人。
有一天我去了EastHarlem，哥大之前在官网首页上介绍了这里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因为奥巴马曾经住在那里，租金3100美元。这个几乎没有白种人的区域让我政治不正确地紧张，何况公交车上永远站着看上去比我更紧张的警察，别着鼓鼓囊囊的枪。我遇到体积庞大的黑人老太太努力地把自己塞进一个公交座位里，漂亮的黑人姑娘把一副真正的手铐戴在耳朵上，梳着不计其数辫子长得很像乔丹的男青年大声地叫我HiSexy……
然而他们此时此刻的轻松被签注在这里，几个街口就是另外一个陌生世界，就像英文再好的华人也要固执地去一团混乱毫无美感的华人聚集区Flushing，固执地把MainStreet翻译成缅街，吃那里六块五美元不用小费的肥肠麻辣烫，肆无忌惮地打着伞以及大声说话。MainStreet再往下走又属于印度人，我试图买点布做沙发套的时候千辛万苦找到这里，披着宝蓝色拖地纱丽的店主絮絮叨叨地打着一个漫长的电话不给我结账，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我突然原谅了她，因为我们都在试图和这个与己无关的世界维持一点微弱联系。就像我在几个街口之前，看见一对在路边买杂货的华人坐在小板凳上严肃地讨论国内局势，听到了“时不我待”这样隆重而不可翻译的词语。而他们身后，是明显产于温州附近的劣质小商品，一只掉了漆的招财猫售价三美元，在微风中对我招手。
爱伦·坡在1840年写下了《人群中的人》（TheManoftheCrowd）。那时候他刚举家从纽约迁到费城，这篇披着伦敦外衣的短篇小说被评论家们认为事实上是关于纽约的。篇首他引用了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的那句“无法孤独的人是痛苦的”，小说的开头则说“它不允许自己被阅读”（itdoesnotpermititselftoberead）。在写完这篇小说的四年后，爱伦·坡搬回了纽约，他在这里失去妻子、酗酒、沉迷于鸦片以及精神错乱，在这座不允许自己被阅读的城市里，他不见得不痛苦，但是一定孤独，而我们这些在自由的召唤下来到这里的人，首先学会的不是享受自由，而是承受孤独。这件事是如此没有商量，你要幺接受，要幺拉倒。
（本文作者李静睿，以前是记者，现在毫无目的地暂居纽约。微博名"阿花的伊萨卡岛"，取自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诗《伊萨卡岛》：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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