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争鸣的非正常解决-经典散文、优美诗歌、情感日志、中外文学名著在线阅读、文学评论,中国文学爱好者的写作基地。欢迎大家来随便看看!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争斗。
同样，有文人的地方就会有争论。文人本来就有相轻的传统，更兼文坛是一个名利圈，占山头、拉圈子、结一党一营私、一党一同伐异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文坛总是热闹的，也正要有思想争鸣的存在才证明真有这幺一个坛。
由于文化环境、知识素养、成长背景等因素的不同，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出现彼此矛盾的观点也是正常的现象，观点不同就争呗，反正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况且，每个人在其个性*的发展的过程中，有权利形成自己的观点和信仰，更有权利表达这些观点和信仰。言论自一由乃是精神自一由在政治自一由上的表现。正如伏尔泰所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自己的权利。”学术观点相异的正常解决方式乃是通过学术争论来辨别是非（有时学术观点也难道明是与非）。这争论应是心平气和、客观、言之有据的，都是应该局限在学理的基础上。但近来发生的几件文化事件却让我对当下的文化环境颇为失望。他们对思想争鸣已失去耐心，更多地采取非正常的方式解决观点的差异。
一是百家讲坛的学者明星阎崇年10月5日在江苏无锡签名售书时遭到网友“大汉之风”的掌掴。一个七十多岁的学者惨遭“毒手”的原因仅是该青年不满阎崇年在百家讲坛对满清研究的一些观点，却苦于没有对话的平台才愤然出手的。
二是9月9日，盛大老板陈天桥拍出10万人民币，让旗下的“起点中文网”举办“30省市作协主席小说巡展”，遭到以韩寒为代表的年轻作家的否定乃至奚落。韩寒说了一句：“如果我是作协主席，我就把作协解散。”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谈歌说：“要是我当韩寒他爹，那下一秒就把他打死。”
三是针对“大嘴”宋祖德在博客中对刚离开人世的电一影大师谢晋的一些言论，广电总局传媒机构管理司司长任谦在北京就此事点名批评宋祖德，称正在跟广东方面协调，“对于这样的害群之马必须要清除出去”。
细思这三个文化事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本来都是由于思想观点的不同——阎崇年和“大汉之风”是满清史的不同评价；韩寒与谈歌是对体制内外作家的不同态度；宋祖德和任谦是对谢晋一死的不同看法，然而，他们都采取了非正常的解决方式的思维和行动。无论他们最终是否仅仅停留在口中或者落实在行动上，至少都反映了他们对待异端的态度——压制甚至消灭异端的存在。
容许异端的存在本是人类文明不断演进的表现，历史表明，禁锢思想压制言论总是导致社会动荡和革命的一个根源。我们知道，异端思想不可能被完全压制，它会在社会的暗流中慢慢地传播积蓄力量，可能会导致更强烈的喷一发。
现在发表言论的平台十分丰富，为何他们却要采取非正常的解决方式呢？或许任谦的一段话会给我们一定的启示：“管理的目的是希望建立秩序，促进整个产业在有序的状态下进行工作，如果没有有序的秩序，难以达到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目标。”但是真的是有序就会大发展、大繁荣吗？秦始皇时期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了，文化反而没有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繁荣，变成万马齐喑了。况且，“大汉之风”、谈歌、任谦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维护秩序，反而是对秩序的一种直接的破坏。刘义昆说：“阎崇年挨打是偶然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公众是非判断的迷失，看到了公众规则意识的缺乏，看到了社会基础秩序的沦陷。”他的评论对其他两件事同样适用。而这一接连发生的文化事件，或许并不是偶然的，它存在着必然性*。
首先，人心的浮躁影响了讨论真理的耐心。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斥着娱乐精神的时代。真理对我们来说不再是重要的，讨论真理会让人觉得自己幼稚可笑，我们宁可娱乐至死，也不愿平心静气地倾听对方到底表达了什幺。消费主义的改造更使人们的行为市场化，言论的发表只是为了吸引眼球，所以，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浮躁的心态使我们失去倾听的耳朵，“我自说自话，简单的想法”（刀郎歌词），没有耐心倾听又何来讨论呢？
其次，文化相对主义的泛滥淡化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当代文化认为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取决于该观念和价值的人或群体。本来，认为真理是相对的应该促使人们容许各种思想观点的存在。然而，大酱缸的中国文化使任何外来文化都会披上“中国特色*”的外衣。文化相对主义畸形发展的结果是人人都知道真理是相对的，但这相对是针对别人而言，自己则是真理在握的。这两副不同的标准使人主动要求争夺话语霸权，在话语霸权处于劣势时忍不住就动用“霸拳”。“大汉之风”掌掴阎崇年正是基于此。
最后，文革的思维在现实中－阴－魂不散。文革早已过去，然而文革又未过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都会发现文革思维依然对我们起着深远持久的影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影响着我们对事物的正确认识，阶级斗争的思想在一些人的脑中挥之不去，例如谈歌的戏称打死韩寒，虽是瞎说却也在潜意识里面出现了你死我活的结局。正因为如此，巴金才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使人们谨记这出历史悲剧，防止这样的历史悲剧再次上演。文革思维的其中表现之一就是思想问题政治解决，政治问题非政治解决。任谦对宋祖德的言论已经不是局限于思想争鸣的范畴，而是用政治的方式，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对付宋祖德了。
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但什幺时候思想问题通过讨论解决而非采取非正常的解决方式了，才意味着我国真正进入文明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才意味着现代化在我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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