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企业家都赞同张维迎的观点。2011年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张维迎再次发表了他的观点—对自由市场的拥护和对政府之手的警惕。这一次，他被公开打断，坐在第一排的一位著名的“92派”企业家以美国芝加哥大罢工中的流血事件为反例，质问，“谁说这个市场就是万能的？”
张维迎没有预料到会被打断，匆忙回应，“我怎么保证我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不是自己说自己正确，如果我们能有自由、能有竞争，就会变得无知少一点，无耻也少一点。”
一位在场的记者观察到，打断者吃了口水果，笑着与身旁人耳语了几句。那位企业家也正是那次论坛的赞助人。
失败？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在大多数光华学生眼中，张维迎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师。2006年，张维迎升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他任期内，每一个本科生都有机会去国外大学交流半年;他要求大一新生就要开经济学专业课，第一堂课由院长亲自上;迎新晚会上，同学鼓动他唱首信天游，张维迎脱了西服，喝了两口水，仰头唱起来。
2010年光华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张维迎在致辞中讲了一个小故事：小时候家里穷经常没饭吃，家里的杏树刚开始结绿色的果实，张维迎就开始吃，等到杏快熟的时候已经吃完了，因此他一直以为自己家的杏苦。直到大学第一年暑假回家，母亲端来家里种的一盘杏，又大又甜，他才明白不是杏苦，是因为自己以前吃得太早了，杏没熟就己经吃光了。
张维迎想用这个故事告诉学生，先苦后甜，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这和他自己的故事恰恰相反。“他红得太早了。”苏小和说，“他因为看到了知识分子对一个时代、对国家的影响力，他会试图追求这种影响力，导致他在经济学的专业上面，没有一个很专业的深度的……第二呢，他为名声所累，真的，也没有大量的时间去做专业的研究;第三，导致他一会儿想靠近体制，一会儿又想做一个独立的学者，结果就是两不沾，知道吧。”苏小和的判断缘于对张维迎在北大担任行政职务那10年的观察，“他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志趣并不是在学术，而是在怎么成为一个教育家，成为一个大学的管理者，他走的还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选择的道路。”
青杏的故事，是张维迎最后一次作为院长致辞。2010年年底，他突然被免去院长一职，背后的原因，他已不想再多谈。一位光华管理学院学生说，他在人人网上看到有人拍下换届通知的照片才知道，他记得毕业典礼上，张维迎曾说：“零六年你们入学我是院长，一零年你们毕业我还是院长。”当时大家听了都很开心。
卸任之后，张维迎在学院里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把之前几年积攒的学术假都休了，去了北极、南极，还有南太平洋的小岛。照片里他笑得很轻松，比在学校时要自在得多。在南太平洋的小岛游泳时，他被海胆刺了一下，休息了很久。后来，他还用这个例子给学生讲政策干预的有效性：“政府遇到危机，就想干预，但是不是有用呢？就好像被海胆刺了，就很自然去想擦药，但其实擦与不擦，都会疼这么久。你擦了，感觉好像是药止住了疼，但其实不擦也会不疼。”
他的观点没有改变。
“任何改革者都会面对这样一些不满的人群，尤其在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这个都很正常。所以大家不能以结果论英雄，你不能说好像最后他下台了，好像他改革失败了，好像这就是一个失败的管理者。”光华管理学院里那位不愿意具名的老师说，2014年北大重启改革，很多内容都和2003年张维迎负责制订的方案类似。
作为经济学家，张维迎或许无法直接给决策者出谋划策，但正如苏小和听闻，经济学家吴敬琏对他的博士所言，应该多写文章，去媒体上影响读者，吴敬琏说自己每年做一两个课题，花一两年时间，送到中南海里估计人家就一分钟、最多十分钟之内就看完了。
体制内也不乏张维迎的支持者，他的学生陈永伟说，关于国企无效率的判断，“其实他在体制内的粉丝非常的多。我想是因为他们能接触到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对于国企的了解更深。”
“这些理念他们都接受，猛鼓掌，只是他们不能说而已。”和张维迎同属于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说，“我们不像李稻葵、毅夫这些人，整天参加习大大的什么会啊，参加总理咨询会。确实说这些人被边缘了，但反过来，成天说政府喜欢听的话的那种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又有什么好处呢？反而像维迎这样的，像（周）其仁这样的，像（许）小年这样的，包括茅老师吴敬琏老师，这些人传播一种理念，让大家知道市场经济才是一条正道，法治才是一条正道，限制政府权力那种民主体制才是正道。”
“尽管这些人不是主流，但你看三中全会决定，就是一句话，市场起决定性配置作用。茅老师挨批、维迎挨批，但整个文件是继续市场化改革嘛。好像是‘市场派’不吃香，但市场的改革基本的纲领还是这些人的思想嘛。”韦森说着笑了起来。
不管外界如何争议，张维迎如今已经回归到一个学者的身份。接受《人物》采访前，老家镇党委书记来北京找他吃饭，想请这位知名学者帮忙推广家乡特产空心挂面，“我说我真没办法，生意上的事与我没关系。”但他有时又很感性，因为经济问题落马的薄一波前秘书、国开行前副行长王益是北大校友，曾经非常支持光华的活动，张因在发言中称“敬爱的王益同志”，被外界诟病。王益入狱后，张维迎并不避讳，还去牢里看望。在这件事上他并没有回避记者的提问，并且说：“我自己不会从任何官员那儿得到一点的好处，我也不会从任何企业那儿得到一点的好处。你要知道，我把独立性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作为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依然保持着身上的乡土气息。他说话带有乡音，喜欢吃西贝，饭局最后的主食一般就是碗清汤面。学生陈永伟说：“他一直是土人，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他问那儿有没有肘子，有没有鱼头，他最喜欢吃这两个，就给他点上。烤鸭一个够不够？一个不够，再点一个。你说这样的人他能有什么花花肠子？”
2014年12月23日，张维迎给本科生上秋季学期最后一节经济学原理课，提前半小时教室里就坐了数十人。30年前，还是西北大学研究生的他站在北大讲台上，进行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演讲—那时他刚刚在莫干山会议上出名，加之社会上知识贫瘠，来了三四百听众，鼓了十几次掌，有人激动地脱下鞋在桌子上敲。
今天的听众已经不会再有那时的热烈了，一些学生安静地对着自己带来的苹果电脑。最后一课，张维迎不打算再讲抽象的经济学原理，他要和学生谈谈中国的改革。在他看来，年轻人今日所学的经济学常识，最终都将贡献给明日中国的改革。就像30年前的他，在莫干山会议上崭露头角、提出价格双轨制时，比在座的年轻人大不了几岁—一个25岁的研究生，正雄心勃勃地打算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
“那时你们还没有出生。”张维迎淡淡地对面前的学生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