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写这个小说，是因为这些年来，我的脑海里经常翻腾着一件事。这件事，在今天看来，小得不能再小。可对多年以前的那个我，却是一桩天大的罪恶。五十二年前，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因为倒了一碗面条，被批斗了三天。而这碗面条并不是一碗好面条，它是一碗馊面。别看当时我只有十五岁，但起码的卫生常识还是有的，一碗馊面吃了，那八成会生病住院的。所以当时进厂不几天的我连想也没想，就把它倒在了食堂的下水道里。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场灾难瞬间就降到了我的头上。
那是1965年初夏时节，我接到了街道办的通知，去到本市一家国营染织厂报到。当时国家还是计划经济，国营企业招工都是走正规渠道，而且名额也是有限的。当时，要不是中学辍学后的我，在街道组织的义务劳动中（先是在街道上砸石子、后来又到造纸厂剁了半年多鞋底子）表现出色，是不会如此顺利地进入国营企业的。前边说了，当时我刚满十五周岁，还是一个未成年人，但是在当时我就进工厂了。而且进厂后我才知道，当时我们一块进厂的这批工人中，比我年龄小的还有呢。染线车间的小岳进厂时才十四。十四、五，这可是名副其实的“童工”啊。但那个时候国家还没颁布劳动法，工厂又需要人，再说我们这些社会青年，中途辍学，在家闲怕了，都巴不得早点找个工作挣钱呢，哪还顾得上什么合法不合法啊？
我被分配到二车间，二车间织的布都是带颜色的花纹方格布，所以工人都习惯称呼它“色织车间”。一车间是织白灯芯绒的，工人们便称它为“白织车间”。
我们那个车间占地面积可大啦，从车间这头望不到车间那头。锯齿形天窗，五百八十多台上海纺织机械厂生产制造的多臂式、多棕扇、自动升降梭箱新型先进织机，赭红色化学地面。这种化学地面，在当时国内是第一流的。科技人员考虑到织布挡车工劳动强度大，特意设计了这种化学地面。这种化学地面的最大好处是，它质地松软，人的脚踏上去软塌塌的，好像有弹性似的。我第一次踏上这种化学地面时，感觉像踩在海绵上一样。
可以想象：气派的工厂大门，崭新的现代化厂房，一流的机器设备。这一切都带给我前所未有的新鲜感、自豪感。我为自己已经成为一名值得骄傲的工人阶级感到高兴！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美好的感觉，转瞬即逝。灾难瞬间就降临到我的头上了。
说实话，那时候的我，整个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孩子，天真、幼稚，无知。那天中午，我在班上买了一碗凉面，面里放的蒜泥太多，我只吃了几口，就辣得放在饭架上不吃了。赶到下午下班后，开完会，吃饭时我才发现缸子里的凉面，一闻，呀！面全变馊了（我记得那天气温特别高）。当时我是连想也没想，便顺手把它倒在了饭厅的下水道里。正巧被这时过来刷碗的陈正福看见了。
当时在全国城乡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着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的“四清”运动。陈正福当时是我们色织甲班班长，又是党员。为了抢功，他当即汇报了四清工作组。当时的形势是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我曾看到，那阵子，厂里无论是科室干部还是普通群众，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只要你稍有一点问题，历史的、现行的、政治的、经济的、生活作风的，都会被揪出来批斗。我记得销售科有一个“有严重经济问题”的副科长，姓张，一米八的大个子，黑黑的脸膛，人挺老实，就是因为他有一百三十块钱无法说明其正当来路，结果被揪到大礼堂的台子上，狠狠批斗。这个平日听不到他说一句话的大个子站在麦克风前，面对全厂三千职工作深刻检讨，结果话没说上三句，五分钟还不到，人就被吓得浑身哆嗦，尿了裤子。
我被围在了二食堂门口，陈正福带头批判我。他点着我的脑袋瓜，质问我当前正是夏收季节，广大的农民兄弟都在田间挥汗如雨，顶着毒日头，辛辛苦苦地忙抢收，你凭什么浪费粮食？
陈正福建议把我送到农村去，到田间地头，亲自体验一把农民兄弟的辛苦。
陈正福说话声音很粗，他那一口沙哑的桓台腔，在我耳畔却像一只断了气的破喇叭，有好几次差一点儿把我惹笑了。
他还说司玉山是一个好老头哩！？
司玉山是三八年的老革命，打过小日本，运动一开始就有人揭发他“替彭德怀鸣冤叫屈”，眼下正被“吊在楼上”（接受批判调查）。我与司玉山虽在一个厂子里，但他是厂长，我是工人，我认识他，他却不一定认识我。我没有任何理由去巴结一个和我没有一毛钱关系的厂长。陈正福为了表现自己，居然无中生有地捏造出这种子虚乌有的谎言来，真叫我感到可怕！
这时候有人又提议把我资本家的父亲叫来，让他看看他养的好儿子！
四十分钟后，正在旅馆上班的父亲果然行色匆匆地赶到了现场。父亲挤到人群前边，怒容满面，他朝着正在举着那碗面条挨批斗的儿子，劈头就是一巴掌：
浑小子，你是净给我添乱啊！
我当时正委屈着呢，父亲这一巴掌，把我彻底打蒙了，手里的面条差一点撒了一地。事后我才知道，当时父亲的处境更不好过：原来，那天，饮食服务公司接到父亲旅馆里的一个副经理的举报，正在调查核实当旅馆私方经理的父亲的所谓“经济问题”呢。这个副经理平日就跟父亲有过节，这次是借工作之名，暗地里报复父亲。父亲当时已经被软禁在旅馆里了，不准回家，写了两份检查了还没通过。后来一帮人又突然冲到我家里，说父亲在家里窝藏了枪支弹药，掘地三尺，也没有搜出什么罪恶证据来，倒是有一个小喽罗趁人不备顺手牵羊偷走了父亲的几幅明清山水画。
然而让父亲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巴掌，不但没替自己出了狠狠教训一把浑小子给惨老子乱上添乱的怒气，反倒惹来了批斗现场群众的极大不满，嘈杂的人群里顿时爆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愤怒谴责和强烈不满：
——他这不是打的他的儿子，是打的我们工人阶级！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把他们弄到一块批斗！
……
那天晚上，父亲被關在党委办公室接受工作组的审问，直到夜里12点多才被放回家。而我的命运就更惨了，一连三天，我每天都要站在一条又窄又高、三根腿长一根腿短的柳木板凳子上，地点则或是在大礼堂里，或是在厂门口，两手高举着那碗馊面，哆哆嗦嗦地耷拉着头，就像国民党降兵一样，接受来自全厂各个车间和科室的工人干部的批判。当时人们根本就没有照顾到我的年龄，而是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怀着刻骨的仇恨。有一位年轻的顾总工程师，就是因为替我说了一句“他才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啊”的公道话，结果他又被贴上了大字报……被批斗完了，我便被关到车间办公室旁边的一间杂物间里继续反省。吃饭、解手都有专人监视着。
我永远忘记不了，那天上午，我被一群人斗得正凶。
“你说，为什么每回开会，你总是给大伙一个腚！”
汪庆英是我们甲班二组小组长，是一个有两个儿子的妈妈。她梳着一头齐耳短发，脸黄黄的，像有黄疸病。平日开小组会，都是她主持。小组开会选的地址很随便。有时是在三班值班室，有时则就在车间大门口的花坛。十几个工人围坐在一起，先学习一段报纸社论，然后就开始分析讨论当班遇到的种种生产问题及下一个班次的人员安排等。
我们色织二组，除了老工人、帮车工宁云福是一名男职工，剩下的就是我一个男性织布挡车工了。全组十四名工人，十二名女工，男工人在这帮女工当中属于“葱花”，这种现象不仅在我们二组，在全车间其他班组也都是如此。上小学时，我最害怕填写学生记分册了。因为在这个小册子的首页，除了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日，还有一栏是家庭成分。这一页需要学生本人填写，后边的各门功课考试分数及最后一页的教师评语，那是都由班主任老师填写的。我家庭出身不好，最头疼的就是在家庭成分一栏里，填写上那两个刺眼的“地主”二字了。就是说，我从小就有较严重的自卑感。来到工厂后，我整天沉默寡言。别人看到我平日里也不愿意跟班组里的工人接触，还以为我害羞，其实我实在是因为自己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向他倾诉啊。
听到汪庆英这么说，我心里很害怕。我每逢参加小组会，因为不习惯与那些长着漂亮脸蛋儿的女工们面对面、脸碰脸坐着，多数情况下，我总是将脸朝外，后背对着大家。组长说的是事实，我做得确实不对。可是，汪庆英平时是多好的一个女人啊。记得我刚进车间的那几天，汪庆英教我接线头。布场接线头的方法，不同于我们生活中的“接死扣”。“接死扣”很容易，两根线并拢在一起，在食指上绕一圈，然后掏出线头，双线一束，一个“死结”就接成功了。但是，这种“死扣”因为“扣”的线头太大，“扣”在进入布机铁杼的杼齿间时，因为线疙瘩大，往往容易被那一排密集的杼齿卡住从而挣断，所以布场工人都一律拒绝使用这种“死疙瘩”。而流行在布场工人中的这种新型接线头的方法，因其具有线头小、接头时间更短，不易被布机杼齿卡断等优点，从而深受广大纺织女工的欢迎并广泛推广使用。其实，说起来，这种布场接线头的具体操作方法也很简单，即先将两根棉线交叉摆在左手食指上，形成一个“X”字型，用左手拇指摁住它们，然后再将右手里的这根棉线，绕过左手拇指底下和食指上面的这根棉线头，把另一根棉线头从右手里的这根棉线上压过来，左手拇指摁住，然后右手拉住手里的这根棉线，一束，一个线头既小、又结实的接线就成功了。
我当时看着汪庆英给我做示范动作，学了好几回居然都没成功。最后，还是她用两只手亲自攥着我的手，像慈祥的母亲，手把手地教了我几回，直到我最终也成功地接成线头为止。
说实话，平日里汪组长还是比较喜欢我的。这不仅是因为我在织布二组是稀罕的“葱花”，还因为我这人比较腼腆，而且对人也挺有礼貌，不像车间里那帮小青年那样粗野鲁莽。记得汪组长有一回就曾当着大伙的面，认真地对我说，李庶铭，你要是一个姑娘，我就把俺大儿子说给你哈！可今天，汪组长这是怎么啦？她平时对我可从没这么凶过啊！
孙红霞也是和我一块进厂的新工人，在辅助车间。孙红霞人长得壮壮的，很结实，脸黑，个矮。我和孙红霞虽是一块进厂的，但我们不在一个车间，况且她又是一个女汉子型的，因此我很不喜欢她，更不了解她。所以我除了在厂里偶尔看见她外，基本上没有任何印象，就像她看见我也像不认识一样。
没想到，这时候汪庆英刚发完了言，这个跟我平日没有任何关系的孙红霞，就突然从人群后边挤到前边，像一头母牛，怒气冲冲地批判我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李庶铭！你浪费粮食，是极大的犯罪，是公然对抗伟大的四清运动！你还不老实，说，你不吭气，心里究竟想的是什么？！”
天晓得，孙红霞居然也叫得上我的名字来！哦，想想也难怪。这两天来，工厂四周贴满了针对我倒面条的大字报，厂广播站的大喇叭里每天也点名反复播送着批判我的文章，并号召全厂职工都去参加我的批斗会。因为一碗面条，我一下成为染织厂的“名人”了！
工厂小卖部的经理姓杨，是一个一条半腿的瘸子。此前他也和孙红霞一样，一直淹没在人群里，抢不到发言的机会。这时好不容易等到孙发完了言，大家都在等着我认罪的空隙，他突然咳嗽一声，喊了一声：“我说一句！”说着，人就像跛脚鸭一样，歪歪咧咧地挤到人群前边，脚还没站稳，就先朝我脸上气愤地啐了一口痰，然后他就一边掰着手指头，一边气咻咻地给我算了一笔账：
“李庶铭！你知道吗？你浪费的这一碗面条到底值多少钱？我是农村出身，从小就打麦子种稻谷。现在我给你算一笔账，你仔细听好了：一碗面条，以半斤面粉计算，农民磨半斤面粉大约需要一斤麦子，加上凉面的佐料：红萝卜碎丁、香椿芽咸菜、蒜泥、盐粒、麻汁汤子，再加上煮熟面条所需的煤、电、水，粗略毛算下来，你这碗面至少下不来两块钱！这还不算食堂工作人员付出的辛苦劳动……这个数字，差不多就是现在一个工人两天的工资，可以养活我杨大胜六天的伙食费或支付我一家六口一天的饭钱！”
说到这里，杨瘸子突然顿了顿，他仿佛担心大伙不服气他的这个结论似的，两眼迅速而期待地扫了一圈在场的每一位工人群众，然后，他又用权威而自信的口气，一梗脖子，忙又对大家解释说：
“同志们，我算的这个账，绝对没有错！这叫‘个体成本计算法，是与‘群（体）成本计算法完全不同的。打个比方，小时候咱们农村给老爹老娘单独贴一个糊饼，和给全家七八口子人贴一大锅糊饼，所用的水、火、工夫……是一样的！再比如，我这个小商店去到厂家进货，批发价与单个商品的零售价，那是有很大差别的！我想我这样举例子说明，大家应该听明白了吧？李庶铭叫食堂给他下一碗面，就是这个价！”
杨瘸子的这笔精细账，着实把大伙惊出了一身冷汗，也叫正在挨批斗的我吃惊不小。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碗面条两块钱，这可是一个天价啊！说实在的，在平日，工人当中又有哪个会在意一碗面条究竟值多少钱啊？杨瘸子的这笔糊涂账，让当时正在挨批斗的我，不能信服。我忽然又想起了有关这个杨瘸子杨经理的一段趣事。听老工人说，杨瘸子每回从食堂打了饭，回小卖部的路上，他一边瘸瘸拉拉地往前走，一边便在心里迅速计算着手里的这仨包子、一塊水萝卜咸菜疙瘩和一碗小米粥到底价值几何？走出食堂大门没几步，离他的商店还远着呢，这个抠门瘸子就早已准确无误地算出了这顿饭的全部成本和利润来。因为杨瘸子有这个习惯，并常年乐此不疲，所以大家送他一个外号：“瘸算盘”。可是，我刚进厂时，签的是合同工，每月才17.50元；一年后转为正式工人，每月工资也只有21.50元。每月发了工资，我连工资袋都交给我娘。我娘再从这21.50元中抽出8元，作为我每月的生活费，交到我手里。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中午买凉面时，我分明是递给了食堂大师傅两张三分的细粮票，和两张一分钱的菜票嘛！一碗面能有这么贵？分明是“瘸算盘”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将账算错，欲嫁祸于人！
但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无论发生什么违背常理和难以理解的事情的时候，人们宁愿相信夸大其词的凭空捏造，甚至无中生有的栽赃陷害，也绝不会去考察事情背后的真相，实事求是地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
“打死他！……枪毙他！……把这个地主羔子马上枪毙！……太气人了！……还不低头……把腰弯下！……打死他！”杨瘸子的这把火，就像扔在一堆干柴禾上，這时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喊打声。人群中叫嚷的声音此起彼伏，有老工人，也有新进厂的女工。
大概批斗我的群众看到我这时只是双手高举着那碗变馊了的面条，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蛮不服气似的，于是就更加气愤难忍了。突然，人们的情绪一下失控了，变得异常激动。他们把我推来搡去的。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被吊起的沙袋，被人击来打去。这时候，一直站在太阳下挨批斗的我，脸上淌下了汗珠子。我一边听着耳边批斗自己的愤怒声讨，心里一边不停地流着眼泪，我在心里悄悄地、泣不成声地呼喊着爹娘的名字，爹、娘，快来救救我！你的儿子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罪啊！正在我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这时我突然感到有人朝我的后脑勺狠狠地猛砸了一拳。我的头往前一拱，差一点栽倒在地上。我顿时感到脑袋里面“轰”的一声，眼前一阵发黑，我赶紧稳住自己，并蹲下把洒在地上的面条收拾到碗里，爬起来时，看到是高国营打了我一拳。
“这是阶级敌人向我们无产阶级发动猖狂反扑！”
高国营是加油工，老工人。他胖嘟嘟的圆脸上，整天笑嘻嘻的，像个佛。高国营的两只眼是沙眼，平时净流泪。他给织布机加油的时候，我常看到他总是习惯性地一边加油，一边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一块白手绢，按住两眼，使劲地来回擦好几遍眼里流出的眼泪，然后朝我嘻嘻一笑，再继续加油。
可是，高国营，这么慈祥的一个老佛，为啥也像汪庆英一样，突然之间就变成一个恶魔了呢？我难道真成了“阶级敌人”了吗？今天的事情，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啊！
正在我被混乱的人群推过来、搡过去，你一拳、我一脚的拳打脚踢的时候，这时，突然，不知是谁，又把毫无防备的我猛地往前一推，我一时站立不稳，像一堵墙一样，轰地砸到了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大约被我带着惯性的身体撞击得厉害，身体一时失去了重心，晃了几晃，险些倒在身后的人群里。等他重新站立起来以后，顿时变得异常愤怒，他怀着极大的仇恨，嘴里骂了一句什么，然后就用尽全身的力气又把我猛地推开出去，就像刚才别人把我猛地推到他的身上一样，并在推倒我之前，趁人群混乱之际，用膝盖狠狠地猛顶了我的胯下一下。这一下非常致命。我立即感到从睾丸处陡地升上一阵剧痛，并迅速向全身辐射而去。我突然感到腹部疼痛难忍，眼前金星乱飞。我终于支撑不住了，手里的搪瓷缸子“咣当”掉在地上，我赶紧用双手捂着下身，疼得在地上打起滚来。混乱中我不知道这是谁的损招，杀伤力远比高国营的那一拳大得多！我疼得脸上冷汗淋漓，想哭又不敢哭。只是蜷缩在地上，像一只痛苦的蚯蚓。
是陈正福。他冲我怒吼：“老实交代！你到底矛头指向谁？”
“住手！打人是无理的表现！”
突然，人群中一声怒喝响彻云霄。
听到这一声断喝，一时疯狂的、情绪失控的人群不禁都愣住了。大家循着声音望过去，只见在人群后边，站着一个头发卷曲、中等个儿，身体健壮的小伙子——武福德！人们都认识他，这是一个和我一样也是刚进厂不久的新工人，在色织车间乙班干织布。看他满脸怒容、气愤不平的样子，大家本想发作的怒火，突然消失了。武福德是无产阶级家庭出身，住在西郊，是祖孙三代的老贫农。他同情于我，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惨遭一群工人的毒打，实在忍无可忍才爆发的。
“有事说事啊，你们都他妈的干嘛动手打人啊！”
这是一个反对的声音，一个在众口一词、颠倒黑白的特殊环境中，独立支持的大声抗议。
——小武，你这是在替谁说话啊？李庶铭是什么出身想必你也是知道的，那么知道你又为什么替他说话？你的屁股究竟坐到哪条板凳上去了！啊？……大家的心里翻涌着如此多的困惑与愤怒，却又一律全哑了似的呆呆地看着大声抗议的小武，再没有出声。贫农具有绝对的政治地位。想想小武说的，也未必过分，反动更是抓不住。于是，沉默了片刻，批判我的人，包括陈正福、高国营、汪庆英、孙红霞、杨瘸子等，大家又都把批判的矛头，重新指向了我。
小武原在食堂干炊事员，后来听说他好像嫌在食堂不好找对象，就来到了色织车间。在乙班二组，和我一样，也是织布挡车工。我和小武，平日除了交接班能看到他，彼此之间并无任何交往，也从没说过话什么的。
大家继续批判我。不过，武福德的一声断喝，明显起了作用。那次批判一直持续了两个多钟头，期间却再也没有人敢摁我的脑袋、捅我的腰肋、踢我的下身的了。
从那以后，所有的人都开始疏远我，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与我划清界限。我被列入大批判的对象，成为“横扫一切”中的“牛鬼蛇神”。
三天大批判过后，我便被开出了车间，去到厂小车队，劳动改造。十五岁，一个未成年人。每天从市内的几个国棉厂，拉着一千多斤重的一车棉纱，往厂里运送，一天两趟。当时正值盛夏，头顶上是似火的骄阳，身后是小山一般高的一车棉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而脚下的路又是那么地漫长，仿佛永远也拉不到头似的，身边还不时传来一块出车、负责监督自己的老工人的呵斥声——小李子，快点拉！不许偷懒！个中滋味，又有谁知！
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为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武福德和厂里的其他年轻人一样，纷纷参加了造反组织。
附带说一句。文革的滚滚浪潮袭来后，作为一名年轻人，当时的我也不是不想听毛主席的话，义不容辞地去造反，也不是不想跟厂里那帮小青年一样，痛快淋漓地去厮杀。这个时候，我在小车队拉棉纱已经近一年了，也许是得到了小车队师傅的认可，思想改造得差不多了，我便又被重新调回了车间。不过这次回到的车间，不是色织车间织布二组，而是它的一个“子车间”——宽幅车间。宽幅车间也属于色织车间，是一间从旧社会过度过来的老厂房，与辅助车间毗邻。宽幅厂房破旧且不大。一共48台宽幅织机，专门织床单。7个挡车工，2个帮车工，外加一个保全工，全车间一共10个人，都是老弱病残。而且这个车间里还没有厕所，班上解手须经过一个过道，跑到辅助车间的厕所去。所以我最后见到小武的面，就是在那个厕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