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县长终于改变了主意，他对公安局长说：“赶紧给学校领导通报，做好学生的思想疏导工作。告诉大家，县里的公安、检察已着手调查，希望学生不要偏听偏信……”
刘主任借机再次向曾县长建言道：“佐佐木的狡辩尽管气人，但细加分析，倒可以得到一些启发，看来不把轮奸定性为同居，事情可能会越闹越大。既然要顾全招商引资大局，那就最好不要作茧自缚。”
“那就按这样的口径去办吧！”曾县长只好违心地做出了决定。
外商诈骗县果品厂和日商代表佐佐木合资签字仪式，如期在宾馆多功能厅举行。曾立泉代表县委、县政府向日方致欢迎词，佐佐木让钟浩将他的话译给全场的中方人员听，他诚恳地表示：“该项目应尽快筹措运作，后期资金要尽快到位，人员、设备也要尽快到位。”佐佐木的话，一次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淹没。
在场的曾县长也颇受感动，因为招商引资，毕竟是为县里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但他心灵深处难以淡忘的，还是那位受过伤害的女服务员，是她为这场投资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接下来，佐佐木像变戏法似的，向县呈报项目工程用地20亩。曾县长提出要对佐佐木在深圳的分公司进行资产评估后才能批复，可曹书记强调改革的步子要大一点，可以先呈报，后验资，这和冯专员力求推行招商引资要特事特办是一脉相承的。果然，冯专员一接到工程立项报告，便大笔一挥，将国有20亩土地像赊账一样赊给了佐佐木，县建设银行也很快以土地为风险抵押，为佐佐木办理了500万元的抵押贷款。紧接着，佐佐木就以购买设备为名，将这笔款转汇到香港某公司账号上。
但是，事情的进展竟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两个月过去了，佐佐木二人音信皆无，仿佛在地球上消失了似的。
自从佐佐木二人离去后，他们的手机就从来没打通过，电话打到他们在深圳的公司，却变成了空号。曾县长不得不派人南下详细调查了解，这才知道深圳根本就没有这个日资公司的存在。对方的情况比人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这个结局让大家都有些措手不及。
曹书记心里非常清楚，几百万资金被外商诈骗，这是非同小可的事。作为县委书记，他不能不焦急，因为狼是他引进来的。曾县长在事情的处理上，把轮奸变为同居，为银花搞损失补偿，用村姑卖淫欺骗学生等等，也有失职之处，但他是可以把责任推给县委的。最令人担扰的是行署的冯专员要受牵连！如果不是自己拍胸膛打保票，如果不是自己开后门，让佐佐木送去50万元存人冯千金的日本账户，如果不是……曾县长也很后悔当初没有把曹书记拉到前台来。如今他必须准备扛起原来本应由曹书记承担的主要责任。不过，曾县长不承认自己是上当受骗，因为他一开始就对日本客商有戒心，还曾考虑过对佐佐木采取刑事拘留。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在于不敢犯上，唯冯专员之命行事，是造成一切恶果的主因。败局已是无法逆转，身为县长，肯定是难辞其咎！曾县长考虑再三，与其让上级来追究查办，不如自己主动检讨反省。他决定草拟报告，向地委交代问题，做好接受党纪政纪处分的思想准备。
冯专员听说曾县长将检讨材料送交地委，心中不免暗暗吃惊，接着又听说省纪委要派调查组来，恐惧感一下攫住了冯专员。他惶惶不安，因为佐佐木给他送过50万元的见面礼，虽说他没有收下，但事后却暗示曹大力兑成日元，存人他女儿在东京的银行户头。如果省纪委追查到他违规批地、接受外商贿赂的事，等待他的肯定是一副冰冷的手铐了。
香消玉殒就在地、县官员们因日商佐佐木的失踪而面临乌纱帽危机之际，远离县城的山区高岭村，竟发生一桩惨事：蒙受不白之冤的银花姑娘纵身跳进了十余丈深的枯井中，从此香消玉殒。
那口井，也就是银花奶奶当年抱着日本军官跳下去的那口井，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沧桑，原来的水井早已变成了一口枯井。据看见的村民说：“银花跳下去很坚决，只一闪，就不见人了。”当他爹叫乡亲下到井底救人时，银花早就没气了。按村规，没结婚的姑娘死去，不能进祖坟，只能找个荒草岗或乱石滩打发掉。银花爹欲哭无泪，忍痛和乡亲一起挥锹铲土，硬是把枯井填平了。
填那口枯井的时候，只有金花一人跪在井边，她哭得死去活来。同村的女人劝慰她：“别哭啦，银花算啥东西，和日本人睡觉，臭死了！”另一个说：“要死，哪里死不了？偏还要脏了这口老井，把自家奶奶的脸都扫到粪坑里去了……”
“不，银花是冤死的，是我欠了她啊！”人们正要问清金花说的是啥意思，只见金花晃了一下，就昏倒在地上。
又过了两三个月，县里传出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行署冯专员被“双规”了，县委书记曹大力被开除党籍、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定罪，县长曾立泉因主动向上级检讨，揭开了事实真相，检查深刻，认错诚恳，被行政处分降级为乡长。在此之前，县里追捕佐佐木和钟浩的行动已全面展开，省公安厅的协查通报也迅速发往有关省市……时隔一年，身为乡长的曾立泉徒步来到高岭村，他是为村村通公路剪彩而来的。他想借这个机会去慰问慰问银花一家。来到村口，曾立泉向村民了解哪里是抗日烈士高奶奶的坟墓，还有那远近闻名的水井在哪儿？村民告诉他说，因为通公路，那口枯井已经埋在路基下看不见了；又因为银花投井自杀，今年清明节为高奶奶扫墓的学生也不来了，路边的野草把墓地全遮住了，很不容易认出来。
“你带我去银花家走一趟，可以吗？”曾立泉问。
“你是谁？是银花的老师？”
“不，我是新来的曾乡长。”
村民很惊异地看了曾立泉一眼，说：“她家没人了，金花嫁给一个香港老板，她人在香港，不久前回来接她爹到香港享福去了。” “也好一”曾立泉低声咕哝了一句。他低着头，心绪杂乱地踽踽独行在山间新开通的公路上，再没说过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