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四去二姨家拜年，母亲一遍一遍叮嘱我们几个：“别说家里没肉吃了。”我们几个郑重地点点头，可是我们几个肚子还是很不争气地让母亲陷入了窘境。
晚上一回到家里，我、三弟、四弟就开始轮流上茅房。这是肥肉吃多了，不停地喝凉水造成的胀肚，叫“泚障杆儿”。大冷的天，夜里提着棉裤刚刚跑到院子里的茅房去，没等蹲下，下面就像放刺花似的喷到了茅房松皮板障子上，鬼龇牙的小北风一吹很快就一层一层冻硬了。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屎，跑出去三四趟，我们就蔫了，小脸也冻得蜡黄。我最后一次提着裤子从外面走回屋里时，听见西屋炕上父亲在跟母亲小声商量：“要不把仓房里的冻肉留咱自己吃了吧……”“不行，那不能动！”母亲口气决绝地说。过一会儿，又听到母亲长长叹息一声：“都怪我把猪喂得太小了……要不咱开春也抓头大猪秧子养吧。”
后来看母亲的决定是对的。这一年开春的时候由于营养不良，哥患上了肺结核，母亲把那半拉猪肉卖了一半才有钱给哥治病，剩下的另一半都给哥补营养吃了，哥的病才好。哥病好后，对猪格外亲了，如果我们几个有谁气不顺拿猪撒气，哥就会对我们吼：“你们要打就打我好啦！”
这一年开春买猪崽子时，是我跟母亲去买猪崽的，母亲依旧买的还是合巴猪崽。外地来的卖猪崽汉子挑着两只麻袋，一只麻袋里装着合巴猪崽，一只麻袋里装着克郎猪崽。母亲让卖猪崽的人把两只麻袋都打开了，母亲的眼睛先是盯着克郎猪崽的，她的手甚至还摸了摸一只欢实的黑白花猪崽，可是她最后还是摇了摇头，把手伸进合巴猪崽的袋子里，倒提出一只猪崽来。合巴猪崽长成最大的个也就是一百七八十斤，而克郎猪崽长成最大的个可达三百多斤。长得快的，吃得也多，这道理母亲是明白的。
暖暖的春风吹乱了母亲额前的头发，她的眼角过早出现了细密的鱼尾纹，这个时候我是不敢去看母亲怔怔发呆的眼神的。我们家里人口多，没有多余的东西喂这吃货，不像二姨家。二姨家没孩子，每次抓猪崽，二姨都挑克郎猪崽抓。二姨提着腿长、头大的克郎猪崽往回走时，还总要说上母亲一句：“看看你又提着个耗子崽回去。”
母亲的脸就像是被这迎面的春风抽红了，加快了脚步。恨不得把怀里的猪崽一下子扔进圈里去，不想叫谁看见。
镇上有两户人家是年年喂克郎猪的，而且都会喂到二百斤以上，一户就是二姨家，另一户则是郭粮库家。二姨家除了家里人口少外，主要是二姨父干的这打马掌铁的行当在山里挺吃香。山外的套户每年都进山来干活，所有的马都在二姨父的铺子打马掌铁，为了给自己的马及时打上一副结实的好马掌不耽误活计，套户们就讨好二姨父，过完年干完活，套户们走时，会把喂马剩下的饲料，豆饼、麦麸给二姨父留下，这些饲料足够二姨父家搅拌上山野菜或土豆喂上一年的猪的。因此二姨父家的猪就像气吹似的天天见长。
郭粮库在镇上粮店里上班，是粮库的保管员。别人家玉米面都跟不上溜的时候，郭粮库家还有细粮吃，因此郭粮库家人人生得肥头大耳。郭粮库有三个儿子，他的二儿子跟我是小学同学，每天上学来，他的书包里都能掏出一张金黄的油饼，那油饼把黄书包内层都油透了。郭二柱学习不好，每次都抄我作业，抄我作业之前，郭二柱都把那张油饼掏出来，当着我的面撕下一半来咬一口。我的涎水于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我乖乖把作业本拿给他抄，他就把另半张饼卷成卷塞到我手里。
我们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郭油饼。有时我纳闷，镇上人家的细粮都是凭粮本供应的，凭啥郭油饼家的细粮吃不完呢？后来是郭油饼向我透露了这个秘密，原来粮店每回拉细粮，库房里倒出的面袋都被郭粮库拿到家里去洗，为这郭粮库还找到二姨父打了一个超大号白铁洗衣盆。空面袋拿到郭粮库家，郭粮库的老婆能从每条面口袋上抖落下来一碗面粉来，而粗粮口袋抖落下来的玉米面、高梁米就叫郭粮库的老婆喂猪了。某个时期郭粮库还被镇上评为“以粮库为家”的好保管员．郭粮库还被披戴上大红花，一荣俱荣，连他家的猪也被评为“猪元帅”。那时镇上正在响应上边伟大领袖提倡的“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号召，号召镇上人人向郭粮库家看齐。听到广播喇叭“哇啦哇啦”地叫，只有母亲在窗里听到了说了一句当时非常不合时宜的话：“猪养肥了就该杀了。”
果然没过多久，郭粮库就被戴上一顶白纸糊的尖帽子游街了，胸前的纸牌上写着：“贪污犯郭××”。郭粮库被剃了光头，胖墩墩的身子很笨重地从街上走过，夏天炎热的阳光照在他肥脑门上，照出一圈油亮的汗珠来。
那时，镇上人不再羡慕郭粮库家养的大肥猪了。郭油饼上学时也不再带油饼了，甚至到了这年冬天，他接到我家送去的一碗杀猪菜还对我感激涕零的。
其实我还是愿意看霍杀猪匠杀大肥猪的。霍杀猪匠杀的小镇有史以来最大的两头猪我都看到了，一头是郭粮库家的，一头在二姨父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