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告诉他：人本质上都是自私的，在一个利益至上、又缺少制度监管的社会里，善用手段者多上位，执拗清高者易淘汰，这是客观规律，与环境中的个人无关。但我不能这么说，因为我的任务是保护他，而不是吹灭他内心唯一的火光。
“确实，这些人侮辱了教师这个词。”我接着问道，“所以你选择了辞职？为什么要去E厂呢？我听袁主任说，你这些年也经常用各种手段给儿子铺路，你不是厌恶这种事么？为什么又要亲手做呢？”
“为了教师的神圣。”他目光突然明亮起来，“当时，集团领导向我许诺，只要我能帮E厂复活，他们就能帮我获得C大的最高权力。我也知道大环境不好，但如果我有权力，至少可以把那些败类赶出C大，任用正义、有担当的教师，把C大建设成充满师德与科学精神的大学，我也知道现实不可能完全理想化，但至少能改善C大的情况。”
我用肯定的语气说：“为了这个理想，你愿意做任何事，哪怕自己也变得世故。”
“我从来没有变得世故。”他坚定地说，“我只是用了一些世故的手段，虽然这让我内心很煎熬，但一切都值得。集团高层兑现了承诺，我马上就会拥有C大的实际控制权，我要辞退校园里的败类，提拔品德才兼备的人。我还要让儿子继承我的理想和志向，把C大建设成更完美的大学。”说完这些，他一直紧绷着的脸上，第一次展现出笑意，灿烂、单纯的笑意。
中学时代两位勇敢的老师，使得教师成为刘向东心中最神圣的职业。他投身教育，希望从中追寻人性的美好，但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或许，他后来所做的一切，真的是想让大学校园回归神圣与清静。又或许，他早已被世俗同化，只是不愿承认，执拗地披着理想主义的外衣。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对当年两位老师的敬重依然未变，始终是支撑他立足于社会的内在动力。
如果我想杀刘向东，一定会同时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放大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二是扑灭他内心的火光。相应的，想要保护他，就要想办法减轻或消除他对人的恐惧，同时保证他内心的火光持续燃烧。
对我而言，保护他的心理易如反掌，但我不能做得太彻底，必须给想杀他的人留下机会，从而让那个人有所行动、露出马脚。
早在09年3月，袁主任让我给舒晴做过心理疏导。为了隐藏我的身份，疏导是通过电话进行的。第一次通话，我就意识到舒晴的车祸并非偶然，像是受了某种形式的心理干预。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有另一个心理高手存在，而且那个人，和袁主任负责的某件事之间有着深入的牵扯。我把这一预感告诉给了袁主任，但他并未采信。谨慎起见，我对舒晴进行了深入了解，并帮她学会了抵御心理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