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她现在的经济状况不佳，没有事业也没有婚姻，本来以为脱缰马儿天地任驰骋，但没想到四处不是悬崖便是墙壁，安全感消磨殆尽，怨气富可敌国。我很想反驳她，没有不会过去的青春，不管有没有周文俊。她的老去和一事无成并不是因为周文俊夺走了她的青春，一段感情，双方都在付出时间。是的，每个人都会对未来有所期望，但除了自己，没有人有义务为这个期望埋单。
最终我把话咽进了肚子里，是得有人对她说这些话，但不能是我。
“是你拿走了戒指吗？”我第二次问同一个问题，提醒她见面的主要目的。
我观察她的表情，她只是冷笑。
“是周文俊叫你来问我的吗？他为什么没胆子自己来？”
“他根本不知道你去过婚礼现场，他也不知道我来找你，他要是知道了，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岳琳娜愣了愣：“这么说是皇帝不急太监急？”
“我也不急，”我说，“对相爱的人来说，戒指只是身外物，周文俊也不在乎那几个钱，我倒觉得亲手制作的戒指更有纪念意义。”
“神经病！”岳琳娜的眼里喷出火来，她把一杯冷饮泼到我的脸上，气冲冲地离开了。
我真希望是她指使人偷走了戒指。
至少她是一个可以被防范的危险。
二
咏青画室是温可咏与温可青共同创办的画室，设在城东郊的一个住宅小区里，跃层结构，一百八十平方米，楼下约四十平米的大客厅为教学场地，楼上四间房，两间卧室两间工作室。温可咏结婚后，便只剩下她的妹妹温可青一人居住，安于人妇生活的温可咏已经很少来画室，两个月里只出现了三次，现在画室的教学工作基本上由温可青和另一名男画家耿朗负责。
作为画室的新学员，我可以享受到大量提问的特权，任何地方总有那么几个热心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如此，我还是没能发现可疑者——倒是有一个学员行为反常：他在咏青画室里学画已经有三年，在温可咏结婚之后便再没来过画室，预交的一季度课时费也没办理退费。
可惜那孩子的年龄只有十六岁，而且不会开车，否则我一定将其定为头号嫌疑犯。画室里的其他学员大部分都是少男少女，“80后”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个男子——三十二岁，已婚已育男，只比我早来三天，他在网站上看到咏青画室的广告，突然想重拾儿时的梦想，于是便找了来，在此之前他根本不认识温家姐妹。
温可青并没有因为我和她刚刚建立的亲戚关系而对我特殊照顾，她总是表情淡漠，像她的画儿一样弥漫着冷色的基调和难以亲近的美丽——和她姐姐的美丽不同，她不是黄金比例的标准美人，脸上有雀斑，额头过于宽大，嘴略向左歪，眼睛不够黑，是中国人里少见的浅咖啡色，具体细节上都有瑕疵。但把她作为一个整体时却具有奇妙的观赏性，或者可以这么说，她的美丽更偏向于感觉或概念性质而非视觉性质，不过这一点丝毫也不影响画室里的小男生们对她大献殷勤，她来者不拒地享受这些殷勤，但是她依旧冷冰冰地对待他们。我相信她的冷应该来自于某个曾经伤过她心的男子，她左手腕上的紫黑色佛珠串下藏着一道陈年刀疤，我曾无意间看见她望着那条刀疤发呆。
耿朗是温家姐妹在四川美术学院的同学，毕业后去北京三年。大概帝都的画家太过拥挤，他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回成都后应邀做了咏青画室的教师，三人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他颠覆了我对于男性画家的固定印象：他的头发比中学男生还要规矩干净，穿衣基本没有个性，也不讲究色彩搭配，成日嘻嘻哈哈，似乎比起绘画来他更擅长插科打诨，但偏偏他的画却是我最喜欢的那一类——至简、朴素、自然、温暖。
作为“菜鸟”的我目前还很难区分流派和画风，不过我向来认为一幅画作在被创造出来后便同时存在于两个空间：作为画者的创作物存在于一个空间；作为看者在脑中的再创作物存在于另一个空间——看者在欣赏画作的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生命经历融入进去，所以同一幅画在每个人的脑子里将成为完全不同的另一幅作品——由看者和画者共同完成的作品。基于这样的概念，我依靠直觉简单地把画儿分为两类：一种是消耗类的，即看者在欣赏画作时，某些能量会被画儿所消耗掉；另一种是补充类的——看者会从画者的画儿里吸收到某种能量。
温可青和耿朗的画儿刚好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类型。她总是花费大量时间去画那些精致复杂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案——她可以细致到让每一个毫米都经得起放大镜的挑剔，如同一架精密的科学仪器。她创作出来的世界很像是我们的现实世界，我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勉强弄懂皮毛。有时候我会觉得她更适合去做一个工程师而不是画家，事实上她真的亲手制造过一个圆盘形小机器人，在屋子里滑来滑去，如果发现有烟头落在地上便会发出警报声。
在画室里有一些温可咏的旧作，与她所表现出来的个性一致：聪明、热情、讨巧——总的来说还是可以归于补充类。
至于我自己，因为还在模仿阶段，既没有可以供给出去的力量，也不具备消耗别人的力量——虽然我在竭力模仿耿朗，但我仍对最终的结果很好奇——主观愿望并不一定能够生育出一个顺心顺意的孩子，我的母亲和我就是一个极为贴切的例子。
我母亲对挑剔和抱怨具有极大的热情，并且总是选在吃饭时间，或许是因为这样能保证她的话拥有绝对不会逃跑的听众。在周文俊婚礼后的整一周，我们的晚餐都很凄凉，菜少味淡，我估计老妈在下意识里想要通过节省金钱来补偿某种她失去的东西——周文俊一直是她心目中完美的女婿模板，可惜是亲姐姐的儿子，只能眼睁睁看着肥水外流。
“什么艺术家？名字都没听说过，会画画儿就叫艺术家啦？大街上扔块石头就能砸到好几个。我听说他们那个圈子男女关系都特别随便”
每次重复这个话题的时候她就会瞪着我——二十七岁的大龄未婚女的心病，她的肢体语言很明确。
我和父亲都沉默，根据经验，抱怨总会引出更多的抱怨——她的记性很好，我很怕她提及十年前某个下午因我逃学两小时害得刚被评为优秀教师的她在同行面前丢尽了脸，而父亲则很怕她想起在她坐月子的某天他被朋友拖去喝茶而忘记了买鸡蛋回家
她似乎从未学会忘记，以致很多过去就都无法真正成为过去，我常常怀疑这也许就是我的青春叛逆期一直未能结束的主要原因。
“以后要对你的母亲好一点儿。”周文俊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傍晚，夕阳正从楼与楼之间的缝隙间艰难下滑。他坐在楼下花园的长凳子上，容光焕发，因为他很快就要做父亲了，大约因此也对“母亲”这两个字有了不太一样的理解——我嫉妒他的理解。
“赶快结婚吧。”这位将不再只是别人儿子的表哥说，“有些事要等你做了母亲之后才能明白。”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