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18日早晨6时左右，被告人龚有义身穿蓑衣，头戴笠帽，携带锄头、簸箕，进入位于后港村西南面的马良山毛竹园偷挖竹笋。正当挖掘竹笋时，村护林员彭三毛发现了龚有义的举动，并当场制止和指责龚有义的不法行为，令其去村委会接受处理，龚有义不从。于是彭三毛去夺锄头，被告人顺势用锄头柄猛捅彭三毛头部，使彭三毛当即倒地。被告人生怕罪行败露，顿起杀人灭口恶念，又用锄头连续猛击彭三毛头部数下，致彭三毛右侧部和顶部颅骨粉碎性骨折，造成严重脑损伤而死亡。
起诉书确认：被告人龚有义活活将护林员敲死，情节严重，手段恶劣，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提起公诉。
看完起诉书，刘一扬起眉毛，问周铁林道：“有什么问题吗？”
周铁林是东海的一名律师，和当记者的刘一是极好的朋友，他刚刚接了一宗案子，也就是起诉书上所写的这桩案件，看起来他似乎遇到了什么棘手的问题，所以才将起诉书带给刘一看。
周铁林吸了一口气道：“这个龚有义，是被冤枉的。”
其实无论当事人是冤枉还是真的犯了被指控的罪行，对于律师来讲，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为犯罪嫌疑人辩护，是一个律师的义务，刘一和周铁林相交十年，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对自己的当事人在辩护之前做出评论，但今天如此例外，看来此事不同寻常。
“愿闻其详。”刘一做了一个让他继续说下去的手势。
周铁林道：“一年前，我的钱包掉在了大街上，里面有我的律师证、身份证，还有三千八百元钱，我虽然报了案，但是根本就没有指望能找回这些东西。但是，没想到，当天夜里，就有一个人把钱物送到我的家里去了，我对他非常感激，就拿出五百块钱作为酬金给他，可是他坚决不要，说捡到钱还给人家这是应该的，然后他就要走，这样一个好人就是龚有义，当时他唯一接受的，就是我开车把他送回去——因为已经没有回乡下的车了。你说，这样的一个拾金不昧的好人，有可能因为偷笋而杀人吗？”
“不会。”刘一赞同他的话，“如果他真是如你所说的这样一个好人，那他可能的确是冤枉的。”
周铁林道：“我其实找到了物证方面几处明显的疑点，公安局从龚有义的家里搜出了三把锄头，说其中有一把锄头正是做案的凶器，起诉书认定被害人头部多处粉碎性骨折，从尸体检验鉴定书看，被害人头部、脸部都有血迹，如果被告人龚有义的锄头是杀害被害人的凶器，那么，就应该在该锄头上留有血迹啊，现有的科学技术完全能化验出这些痕迹，但经化验却没有任何可以说明问题的证据。”周铁林拿出了尸体检验鉴定书给他看。
“没有血迹，这不符合常理。”刘一显得很吃惊。
“岂止不符合常理，根本就是无中生有，你再看，公安机关的工具痕迹鉴定书认定：提取的‘锄头宽度为7.5cm，可以认定挖笋用锄头与提取的锄头同宽度’。公安机关《凶杀案现场勘查笔录》又认定：距尸体3米和2米处各有一棵毛笋被挖，被挖地上尚有锄头挖痕，锄头板宽为7.5cm，就是这两个看似互相印证的7.5cm恰恰暴露了公安机关的错误。”
刘一没有听明白，反问道：“什么错误？”
“常识错误，我在公安局当场用一把宽为7.8cm、长度为30cm的锄头，在院内有土的地方，挖了4锄，深度分别为15cm、16cm、16cm、14cm。经测量，锄头挖掘的痕迹宽度均为8cm。这一宽度都比锄头的实际宽度多0.2cm。因为，锄头下挖时必有一定的斜度和晃动。所以，可以认定，在本案现场用宽度为7.5cm的锄头挖掘的痕迹，必须大于7.5cm，而不是等于7.5cm。公安局指证龚有义的两个数字，根本就是无中生有臆造出来的。我出生于农村，所以知道这个道理，那些公安局的刑侦人员都在城市长大，所以他们不知道，结果让我抓住了破绽。但是，他们却又说，这只能说明，从被告人家中提取的这把锄头，并非是杀害被害人的凶器。可能是他们一时大意，弄错了凶器而已。”
听明白了的刘一大怒：“人命关天，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呢？简直太糊涂太荒唐了。”
周铁林道：“站在警方的立场，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有一些证据对龚有义很不利，一是在案发的前两天，他曾经和死者彭三毛争执过，还挨过彭三毛的打，这件事村里有很多人都亲眼看见了；二是在案发当日，还有几个人曾经看到他到过案发现场，他虽然辩解说自己当时在家睡觉，可是没有人证明。警方认为，他具备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所以，我必须想方设法寻找破绽，洗清他的罪名，不过这件事肯定不容易，我需要你的帮助。”
“行！”刘一点头，“你需要我怎么样帮助你？”
周铁林道：“我昨天到后港村搜集线索时，曾遭到村里人的威胁，他们警告我不准为龚有义辩护，这也更加说明，这件案子很有问题。你是公安部的特别调查人员，我想请你以警方的名义帮助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