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最残酷的景观，人心最深沉的秘密，如此赤裸坦诚，我竟然就在人群中看见了。没有遥控器，我调节不了画面的行进方式与速度、声响的大小和高低，我就这样被动无助地夹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任由电影摆布，不由自主地大笑或者痛哭，回忆以及遐想。
走进影院，岂能不要勇气？
但是不用害怕，因为有某些独特、用心而神秀的电影作者，他们竟敢撕破日常琐事所掩盖、修饰的真实，把命运的无常、上帝的退隐、承诺之背叛、欲望之阴暗，全都大胆地拍了出来，交给我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游静还说：“人家都敢拍了，我们又有什么好怕的呢？”是的，我还怕什么呢？看电影，尤其是看好电影，原是一种在众人中认出自己本来面目的英勇行动。所以，许多影评人才会如此珍惜“真实”。“真实”不是技法上的“写实”（很多时候，“写实”恰恰才是说谎的最好方法），而是电影作者敢于认真对待自己，敢于以“真面目”示人，甚至敢于面对人之存在的一种质地。
因此，看电影于我就和听音乐一样，是少年时代追求自由的手段。拒斥庸俗，一开始或许还是为了在同学中间树起不凡的自我感觉，但其实更是为了逃离庸俗的宰制，离开“成人社会”的无聊和谎言，离开森严的学校体制，离开社会和国家对个人的期盼跟定位。
很自然地，少年时代的我完全无法接受任何流行而热门的音乐和电影，更无法忍受电视上那些虚假的俗华与美丽的面具（真是报应，我今天竟以此为业）。音乐与电影绝对不是娱乐，它们怎能是娱乐呢？有人问讨厌文化工业以至于厌恶一切娱乐的阿多诺：“你平常有什么消遣？”一向严肃的阿多诺简单而冷峻地回答：“我从不消遣。我用对待工作的同等态度去对待音乐。”诚然，聆听勋伯格确实该比工作还认真。
可是我总不能只听勋伯格，只看布列松吧？生活在媒体环境之中，我们被迫接受大量噪音，并且以噪音为沟通的工具。假如我也去看王晶的电影，假如我也去听张学友的歌，我会告诉自己，那只是为了和大众沟通而已（比方说，学会对一个女孩唱歌）。万一我在那些滥熟的曲调中得到吟唱的乐趣，在港产闹剧前笑得人仰马翻，我会忍不住自责，恍如一个修行者在犯禁的行为里感到愉悦，是一种“罪疚的享乐”。尤其在我开始写评论之后，更是极其扭曲地以挞伐流行文化为己任，似乎这种鞭打自己的行为可以减轻那种罪恶感。
也许是受到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多年之后，我才渐渐缓释这种正邪不两立、雅俗要分明的心结，试着在自己对周星驰的喜好里找出合乎道德的依据。更妙的是，这种依据竟然还可以用繁复的理论与晦涩的术语去表述，因此显得更为庄严。奇怪的是，在这个转向之后，我竟然也逐渐失去了写乐评、影评以及所有艺术评论的动力。当初推动我写作的欲望到底是什么呢？我忘了。
我很喜欢法国学者雅塔利的《噪音》，他认为音乐基本上是一种组织和判别噪音的产物，同是声响，音乐与噪音的分别决定于一套政治经济学的逻辑。
这又让我想起两件不相干的事：十几年前，我在纽约一家旧书店看到一本约翰·凯奇亲笔签名的《沉默》，售价40美元。当时嫌贵没买，后来悔恨了一段日子。两年前，我看了德国导演Philip Groning的纪录片《遁入寂静》，拍的是法国山中一座与世隔绝的修道院，里头身着斗帽长袍的修士严守禁语的戒律。于是整部片子除了钟声与诵经声，就几乎没有别的声音；镜头则在一片白雪笼罩的古建筑内外缓缓挪移，再无颜色。空白而沉默，大音希声，此之谓也。所以，我是否拥有凯奇的签名著作，也就不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