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呢，自从第一次离开故乡后，也就认识了时钟的价值，知道了它对于人生的重大意义，早已把憎恶它的心思变为喜爱了。我记得第一次回家随身带着的是一只新款的夜明表，喜欢得连半夜醒来也要把它从枕头下拿出来观看一番。
“你看吧，妈，我这只表比你那架旧钟有用多了。”我说着把它放在母亲的衣下，“黑角里也看得见，半夜里也看得见呢！”但是母亲并不喜欢它，她冷淡地回答说：“好玩罢了，并且是哑的。要看谁走得准、走得久呀。”
幸而母亲对我的态度改变了。她把我当作客人似的，每天早晨并不催我起床，也并不自己先吃饭，总是等着我，一直到饭菜冷了再热一遍。她自己是仍按时早起，按时煮饭的，但她不再命令我依从她了。“总要早起早睡。”她偶然也在无意中提醒我，而态度却是和婉的。
然而我始终不能依从她的愿望。我的习惯一年比一年坏了：起得愈来愈迟，睡得也愈来愈迟，一切事情都漫无定时。我先后买过许多表，的确都是不准确，也不耐用的；到后来，索性连这一类表也没用处了。
但母亲依然保留着她那架旧钟。屋子被火烧掉了，她抢出了那架旧钟；几次移居到上海，她都带着那架旧钟。“给你买一架新的吧，旧的不必带到上海去。”我说。母亲摇一摇头说：“你们用新的吧，我还是要这架用惯了的。”
到了上海，她首先拿出那架旧钟来，摆在自己的房里，仍是自己管理它。它和海关的钟差不多准确，也不需要修理添油。只是外面的样子渐渐老了：白底黑字的计时盘上起了斑疤，金漆也一块块地剥落了。
去年秋季，母亲最后一次离开了她深爱的故乡。她自知身体衰弱到了极点，临行前对人家说：“我怕不能再回来了。上海过老，也好的，全家人在眼前……”这一次她的行李很简单：一箱子的寿衣，一架时钟。到得上海，她又把那时钟放在她自己的房里。果然从那时起，她起床的时候愈加少了，几乎一天到晚都躺在床上，而且不常醒来。只有天亮和三餐的时间，她还会按时醒来。天气渐渐冷下来，母亲的病也渐渐严重起来，不能再按时去开那架时钟，于是管理它的责任便到了我们的手里。
“要在一定的时候开它。”母亲告诉我们，“停久了，就会坏的。你们且搬它到自己的房里去吧，时时看见它就不会忘记了。”但是在母亲去世前的一个月里，我们忽然发现母亲的时钟有了异样：明明才开足两三天，响声也急促有力，却在我们不注意时停止了。我们起初怀疑是没放平稳，随后以为是因孩子们奔跳时震到了它，可是都不能证实。
不久，姐姐从故乡来了。她听到时钟的变化，便失了色，绝望地摇一摇头，说：“妈的病不会好了，这是个不吉利的预兆……”“迷信！”我立刻打断了她的话。过了几天，我忽然发现时钟又停止了，是在夜里三点钟。早晨我到楼下去看母亲，听见她说话的声音特别低，问她话老是无力回答。到了下半日，我们都在她床边侍候着，她昏昏沉沉地睡着，很少醒来。我们喊了许久，问她要不要喝水，她微微摇一摇头，非常低声地说：“不要喊我……”
我们知道她醒来后会感到身体的痛苦，也就依从了她的话，让她安睡着。这样一直到深夜，我们看她低声哼着，想转身却转不过来，便喂了她一点点汤水，问她怎样。
“比上半夜难过……”她低声回答我们。
我觉得奇怪，怀疑她昏迷了。我想，现在不就是上半夜吗，她怎么当作了下半夜呢？我连忙走到楼上，却又不禁惊讶起来：原来母亲的时钟已经过了一点钟。
我不明白，母亲是怎样听见楼上的钟声的。楼下的房子很高，楼板又有两层。自从她的时钟搬到楼上后，她曾好几次问过我们钟点。前后左右的房子空的很多，贴邻的一家，平常没听见有钟声，附近又没有报时的鸡啼，母亲怎么知道现在到了下半夜呢？是母亲没有忘记时钟吗？是时钟永久跟随着母亲吗？
我想问母亲，但是母亲不再说话了。一点多钟她闭上了眼睛，正是头一天时钟自动静默下来的那个时候。
失却了这样的一位主人，那架古旧的时钟怕是早已感觉到存在的悲苦了吧？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