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界，几乎年年有新的举措、新的理论，很多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来折腾。一会儿一期课改，一会儿二期课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来三期课改了。
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拉·梅特里写过一本小册子《人是机器》，他在里面说：“事实上，所有别的注释家们直到现在只是把真理愈搞愈糊涂而已。”“人们只是由于滥用名词，才自以为说了许多不同的东西，实际上他只是在说一些不同的词或用不同的声音，并没有给这些词或声音任何真实的观念或区别。”
依我之见，这20多年来几乎所有专家的理论其实也并没有为教育理论增加什么新东西，反而把问题越搞越糊涂，使其离真理更远。
下面我想特别针对几个当今基础教育界流行的“科学”的观点剖析一下。
1.关于减负问题。
现在媒体上把“减负”叫得震天响。教育部门有规定，谁增加学生的负担，就按照一票否决制，不能评级。教育是复杂的事业，最忌笼统地提口号，搞一刀切。一方面教师不得不减少课时，另一方面为了提高所谓的成绩拼命加班加点，并且号召学生们去补课。这种政策是在号召大家做双面人，讲一套、做一套。
2.关于死记硬背问题。
打人文底子，是一定要背要记的，死记硬背可以内化为人文素养。语文学习的规律是“死去活来，先死后活”。
为了提高人文素养，学生一定要阅读、背诵一些中国古代的诗文。我教学40年，深知拼命做习题与提高语文水平无关;而大量地阅读、背诵，大量地积累，语文水平自然提高了。韩愈云：“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
3.关于传承与创新问题。
我认为不要在中小学过分提倡创新，并不是说不要保护孩子们的灵性。恰恰相反，一些人打着科学的旗号，扼杀了孩子们的灵性。他们提出，对于学生的思想要正确引导，提倡写文章一定要有思想性。
有个小学生写了这样一篇作文：
星期天，我们去中山陵了。我看见后面一个孙中山像是站着的，再到里面，看见一个是躺着的。孙中山的脸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玩儿了一会儿，觉得没劲，就回家了。
你看，多么有灵气！将来一定是研究问题的高手。可是老师说，要写有意义的事，要有思想性，不能看到什么写什么。
过度强调科学主义的结果是，把自己所信奉的一套，都冠以科学的名义，把人的力量无限放大，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毫无敬畏感。
教学活动的技术化
过分提倡科学主义的结果必然造成一切教学活动技术化、规范化，教学变成可批量操作的行为，凡事一刀切，什么都要量化。上课有固定的模式：复习几分钟，讲解几分钟，提问几次，用多媒体要占多少比例;老师批改作业几次，上面有没有批红，红的有多少。
教学上的科学化与技术化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一是形而上学的理论指导，一是形而下的机械操练，目的只有一个，试图找到“举一反三”的好办法。
1889年美国教育心理学之父詹姆斯说过：“一些教育心理学家和专家都想把科学实验室里的东西拿到课堂里来试验。”他认为这不行，因为教室不是实验室，教室里面对的是人，所以要将科学原理转为教学经验“需要居间的力量”。“居间的力量”就是要有人能将理论融会贯通地用到实践中去，这个人既有理论修养又有实践能力。他批评当时的美国教育界有一种“科学化的冲动”，他说：“科学的冲动只会给教学带来混乱。”想一想就可以明白，你可以大致设定一个教学目标和计划，但课堂上学生会随心所欲地提出各类问题，而这些问题你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全部预测到的，怎么才能做到科学有效？你只能依靠教学中的智慧与艺术，依靠你的学识来处理这些问题。
就这样，朝气蓬勃的少年成了俯首帖耳、谨小慎微、唯答案是从的学习的奴隶。就这样，独立的人格不见了，独立的思想不见了，自由的精神不见了，“人”不见了。更为可怕的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养成了一种双重人格，他们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当校长、老师大呼“素质教育”的时候，他们知道实际上要的是分数;当学校教育他们为人要忠诚讲诚信时，他们知道为人需乖巧，要找关系……杜威说：“我们在学校里课堂上进行‘关于道德的教育’，而整个社会整个成人阶层，对他们进行的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前者在后者面前一文不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