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含笑大我一岁。他父亲是军医，家里自然医书成架，这让他有了骄傲的资本。一个下午，太阳晒人，我们钻进他的小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几句。他忽然发问：“男生和女生有什么不同？”我答得飞快：“女的头发长。”他仰天大笑。笑声没停，他就捧来一本医书，说：“你自己看吧。”天哪，我就这么被启蒙了。上高中后，我每天放学照例去找他玩。他的小名没变，还叫“三儿”。他母亲说：“三儿明年要考大学，以后你别来找他玩了。”逐客令一下，我一年看不到三儿的影。他上的丰台三中是一所普通的中学。听说他要考北大，有的老师哼着说：“也不拿镜子照照。”
考完以后一发榜，他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这是东大街六号院的第一个大学生。喜讯传来，我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母亲下了死命令，要我效仿三儿，考上大学。从那个假期开始，她也给三儿下了逐客令。母亲们发狠是不计代价的——你有儿子，我也有儿子；你儿子当班干部，我儿子第一批入团；你儿子学小提琴，我儿子也要拉；你儿子上大学，我儿子也上大学；你儿子没生儿子，我儿子也生个女儿。拼到这儿，母亲们拼不动了。
上了北大的三儿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听不懂的话在他嘴里增多了，凡事都压人一头。一次，我说起《荷塘月色》，他不动声色地说：“那荷塘就在我宿舍前。”（编者注：此处为调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写于清华大学）我写了一首诗，他看也不看，随口吟出同学的新诗：“信手摘一朵勿忘我，又轻轻地把它揉破……”更气人的是，有一次，他家里聚了一群男女，他母亲指着他们，高声介绍说：“都是北大的。”
我去找别的玩伴，他们层次实在低。一个伙伴投我所好，写了一首诗：“赤脚医生下乡来，替人看病除忧愁……”我说：“诗必须押韵。”他一下子就蒙了。我只好举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那个‘闲’听上去是不是像‘难’？”那个伙伴恍然大悟，伏在案上，一袋烟的工夫，将诗改成“赤脚医生下乡来，我们欢迎他们来。他们为了我们来，为了我们看病来”。我们只好改为酒肉朋友，再不以文会友。
我心里明白，这样下去，我和三儿他们“崛起的诗群”的距离会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