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散去，三婶告诉我母亲在楼上哭。我上楼去看她，她立刻停止了哭泣，像个没事人一样。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么多年，她仿佛从没关心过我，我也从未关心过她，这么多年的时光，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
妻子跟我说：“有你妈在真好，别让她走了。”我说：“好。”但在母亲面前，我怎么也说不出口。
25岁那年，我拖家带口漂到北京，妻子背着我给母亲打电话，说让她帮忙带几个月孩子，还承诺，只要她把孙子带大，以后就一定会像对待亲妈那样，对她好，为她养老。母亲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团聚。
那段日子很苦，母亲跟着我们在暂住的村子里搬来搬去，但是大家都很开心。母亲教育孩子还是用农村的那套老办法，把她不到一岁的孙子宠得不像话。我常奚落她：“别把我儿子宠坏了！”
“小男孩哪有不调皮的？越调皮越聪明。”母亲总是坚持己见。
儿子学会了叫爸爸、拍手、再见、飞吻等活儿，自然叫得最熟练、最亲切的是“奶奶”。每到此时，她都异常高兴，从来没见她这么开心过。她有很多民谣，如：“宝宝要睡觉喽，奶奶要筛稻喽。”几乎每一首都和奶奶有关。
有一次妻子略带讽刺地跟我说：“瞧你，在你妈面前还撒娇呢。”“有吗？”“有。”“不可能。”“真的有，别不承认。”我仔细回想了以后，还是不承认有。也许只是觉得生活有趣，显得过于乐观了一点而已。
这次是真的以为母亲会永远陪着我们了，但又一次的分别摆在面前——母亲在她的村庄还有一个女儿需要照顾。要走的前几天，她一遍遍和孙子玩“再见”的游戏。等到孙子睡着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沉思着，一会儿想想，一会儿笑笑，在我看来，她又成了一个陌生的母亲。
母亲坐上出租车，脸上恢复了那种严肃的表情。她不看我，话也不多，无非是说少和媳妇吵架，少喝酒，多带儿子玩之类的。我尽量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这是一位从天而降的母亲，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母亲，我已没法，也不能再要求她什么。
又是漫长的十几年过去。时间过得太快，我忙着生活，忙着追名逐利。每年能够见到母亲，就是春节期间。我带着两个孩子，按惯例去给他们的爷爷上坟。母亲会过来，在堂弟家门口，看看她的孙子和孙女。当年她带过一段时间的孙子，如今已长成一个1.75米的大块头。在那短暂的半个多小时里，妻子、孩子与我的母亲，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那样，平静又愉快地说着话，笑着，拍打肩膀，拥抱，再不舍地告别。我在远一些的地方看着，并不凑上前去。还是不知道该和母亲说点什么，也许什么都不用说了吧。
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从乡村回县城的时候，母亲与我们同行。我开车开得有些快，母亲晕车，半路的时候不得不停下来。母亲蹲在路边呕吐，我在司机位上透过窗户看到母亲痛苦的样子，内心翻江倒海，那个久远的问题又飘回了心头：母亲，为何我们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下车来到母亲背后，默默地给她捶着背，开始无声地流泪。
（步步清风摘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8月4日，李小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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