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门框响时我正在睡梦中。我迅速睁开双眼，立马从桌子下面睡觉的地方坐起来。完了！这么早就有人来上班？我隔着办公桌向外望，生怕被别人看到。早晨的阳光穿过办公室前门的随手涂鸦照射进来，倾泻在我面前迷宫般的桌子上。看不到一个人，我松了一口气。可能只是妄想症。
生活在10平方英尺（约0.93平方米）的工作站，有一点妄想症大有帮助。我站起来，伸展四肢，然后弯腰收起空气床垫。时钟显示为早晨 6：45。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时间我仍旧睡着，但目前的情况很不正常。
这周早些时候，我悄悄搬到了办公室。这个月我把自己位于威尼斯海滩的公寓租了出去，把衣物和珍贵物品打包成几件行李，开始在办公桌后定居，小心使用众人视线之外的每一平方厘米来存放我的物品。谁都不会希望被同事发现在办公桌边穿着三角裤，而且是在早晨6点钟。这种事我不会跟别人说。每天早上我收拾好个人物品后，把空调温度调低到72℉（约合22.2℃）——他们离开后整夜都是这个温度的话，对我来说太低了。接下来我去晨练、淋浴，并确保我并不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有时我甚至故意让自己迟到，指责洛杉矶糟糕的交通——只为了合群。虽然搬到办公室住前期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但与每月付房租相比，简直是小菜一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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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困落寞
搬到洛杉矶已两年，和许多洛杉矶人一样，我破产了。我放宽了租房要求，找了一间距离单位20分钟车程的单身公寓，把私人物品塞进这个250平方英尺（约23.23平方米）、美其名曰“经济公寓”的地方，而我的积蓄像点燃的香烟一样在日光中消失。我把旅行和写作的梦想束之高阁，以便换来一个稳定的居住环境，当时我以为自己可以忍受。
2012年夏天，这些梦想给噩梦让路了。我打两份工，每周工作60小时来确保能付房租，几乎没时间放松。然后灾难出现了。公司的薪水和奖金被冻结，我的身份证被盗。那年年初，由于外科手术，我欠医院一大笔钱。助学贷款和车贷要还，房租每年肯定会达到洛杉矶法律规定的最高涨幅。我开始想：我的美国梦到底怎么了？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牺牲的了。没有钱，我只有两个选择：放弃创造性工作的梦想或者花更多的时间来工作。这两条路的前景都很暗淡，直到我想起来还有一张倒扣的王牌。
几个月之前，为了深夜赶工，我去办公室，附近所有地方都关门了，商业广场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一个地图上不存在的空白点，从白天的喧闹中剥离出来。那段时间，新闻里充斥着大量美国国会议员把他们的华盛顿办公室当作住所的故事。他们把那些被忽视的宜居空间完美地转化成工薪白领的瓦尔登酒店。我想过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但在必须这样做之前，那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我绝不是一个重视金钱胜过时间的人。成长在墨西哥湾附近的小镇，我的生活更多与社区而非利益相关。我父母强调成就，也支持休闲。我妹妹和我被督促着，各门功课都得是A，才能获得年度公路旅行假期。当妹妹成为一名律师时，我慢慢进入艺术领域，把时髦学校的研究生学位放到一边，尝试表演和写作，一周工作40个小时来支付账单。
我不是普通的无家可归之人。对大多数人来说，我看起来像典型的中产阶级职场新人——外表清秀，善于辞令，穿着考究，讲究卫生。但在“无家可归”和“中产阶级”之间，一度宽阔的鸿沟已被缩减得仅剩一条断层线。在此之上，许多人发现自己位于飘忽不定的边界上，只要有一点坏消息，就会失去一切。
把办公室变成家
住在办公室是解决房价过高困局的独特办法，但还有选择。许多工作的人正在不同程度运用极简主义，在飙升的生活成本和停滞不前的工资之间寻找平衡。从住在车里的饥饿艺术家，到搬进小房间的中产阶级，从住在垃圾箱里的大学教授，到职业棒球大联盟球员，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阶层，美国人对“家”的定义都在改变。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家的本质是我们的生存基础。相对于“无家可归”，我更愿意使用“随遇而安”一词，既崇尚选择权，又不会削弱没有这种选择的人们所面临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