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为可怕的三年，之后也没好到哪里去，能吃顿饱饭还是在1978年之后，舅姥爷的地主帽子也被摘掉了。
年景好了，地不够种了，大舅姥爷琢磨着还能干点啥，他当年逃荒要饭一度还给人做过长工，去过些地方，知道货郎挑子很受欢迎，他脑子活络眼皮子够使，这活儿，他干得了。
他托我爸买了辆凤凰自行车，在城里批发了些针头线脑布匹糖果，又弄了个拨浪鼓，走乡串户地吆喝上了。
靠着这小买卖，大舅姥爷成了村里的冒尖户，走起路来腰杆直直的，眼睛看到天上。我小时候去他家，就听隔壁女邻居捂嘴窃笑：“你看你大舅姥爷傲的，果真钱是人的胆。”也有人来给他说亲了，那时他也不过四十多岁，村里跟他情况差不多的，都想方设法讨了媳妇。外村的寡妇或从外地“带”回来的女人，大舅姥爷一概拒绝。我姥姥最了解这个兄弟，说：“他是怕人家来吃他的。你大舅姥爷啊，最‘尖’了。”
吾乡，这个“尖”，指的是吝啬。大舅姥爷的“尖”也是出了名的，都说他手头票子不少，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村里人都住上瓦房了，他还是那几间茅草房，快塌了，才勉强盖了两间小房。人和牲畜一个屋，晚上，人们听着广播拉着呱，总能听见那头大黄牛不甘寂寞地哗啦啦尿起来。大舅姥爷最大的爱好是数钱，闲来没事儿，他就坐那儿数钱，或是朝床上一歪，或是往树下一靠，掏出口袋里那沓钞票数啊数的，每一次点数，似乎都有一种“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喜悦。
正是这个爱好，断送了他的货郎营生。那回，他一大早出门进货，午饭时候也没回，下午，他脸色灰灰地回来了。我妈问他咋了，他拿出一块酒瓶底大的茶色玻璃，朝桌上一放，不说话，问之再三，才知道，他这大半天，都在等那个把这块茶色玻璃“抵押”在他这里的人。
是那种老骗局，一个人卖所谓祖传宝贝，另一个人想买，没带钱，转脸看见大舅姥爷，求他把钱先垫付一下，以这宝贝再加一块手表做抵押，自己回去取钱，马上就回来，还有重谢。
大舅姥爷垫付了三百块，然后等啊等，等到旁边开小店的人都不落忍了，提醒他说，这人是个骗子，大舅姥爷方才明白上当了，失魂落魄地转回家来。
此事的唯一后果是，大舅姥爷再也不愿意进城进货了。他沉默地结束了货郎生涯，又去想别的致富门道。村里修水渠时，他在村口卖过“胡辣汤”，我还去喝过几大碗，至今仍记得那种彩旗飞扬、锣鼓喧天的欢实劲儿。施工队撤了之后，他试着种西瓜、香瓜，还养过一种安哥拉长毛兔，卖兔毛，等到这个营生也逐渐衰落，他去帮村里的窑厂看砖窑，这个活最后被窑主亲戚顶掉了，他就到城里来找我爸，让我爸给他找点活干干。
我爸当过多年记者，这点人脉是有的，就把他安排到附近的一个单位看大门。对于大舅姥爷来说，这个工作真是得其所哉。他上了年纪，睡眠少，帮上下夜班的人一再开关门也毫无怨言。他话少，生得威严，那个单位，从领导到普通员工，对他很有些尊重，过年的福利也分给他一份。闲暇时候，他学会了修鞋的手艺，经常帮员工们义务修个鞋什么的，只收个成本费，很受欢迎。
大舅姥爷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好几年，七十三岁那年回到家乡——他迷信“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说法。再则，他的身体的确也大不如前了，他希望能死在自己亲手盖的那两间小砖房里。
这一愿望没能实现。他回去不久，原先住的圩子被开发商看上了，找了村里的干部，动员村民拆迁。大舅姥爷不答应，村里停了他的水，他就去井里打水；停了他的电，他本来就不怎么用电，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那两盏五瓦的灯泡，这下，他干脆睡到门口屋檐下，还可以防止拆迁队偷着拆房把他活埋在里面。
我仔细了解过开发商给出的价码，一平方米赔偿四百块，加上宅基地的补偿款也不过五六万，而开发商新建的房屋一平方米为两千元，也就是说，赔偿的那点钱，只够买个二三十平方米。我也觉得义愤，赞成大舅姥爷对抗到底，不过此时已是深秋，似乎不适合睡在屋檐下。我跟大舅姥爷说：“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需要的话，我可以立即赶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