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好一阵子，大舅姥爷那边没有动静，我打电话问我妈，我妈说，他已经答应人家了。我惊叫道：“这怎么行？”我妈说：“别人都搬走了，就他老哥俩待在那里，好像他们多难缠似的，村里人也老说他们，他们就搬了。”
唉，其实我也懂，大舅姥爷爱他那房子，但更爱面子，生平最怕给人添麻烦，受不了人指指戳戳，即使他是受害方。
接下那笔拆迁款后，他和小舅姥爷一道，依傍小舅姥爷的养女生活。养女已经出嫁，和丈夫住在附近的集市上，有个上下一共两间的小楼，两个舅姥爷，就在楼下搭了两张床。那五六万补偿款，加上以前的积蓄一共十二万，他们一起交给了养女。
白天，养女夫妇出去打工，两个舅姥爷就帮他们带孩子、做家务。逢集，大舅姥爷到门口支起补鞋摊子，小舅姥爷帮村委会扫垃圾，如果都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倒也颇能过得去。
但大舅姥爷开始生起病来，也不是什么大病，他这一生，将这身体用得太狠，又养护得不够，像是一辆年久失修的破车，三天两头地要进修理厂。大舅姥爷每次进医院，医院都会下住院通知单。
大舅姥爷是五保户，按政策医药费全报，但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医保的系统里硬是找不到他的名字。养女去找镇政府管这事儿的，管事的叫她去找村委会，村委会则发誓说报上去了，还叫她去镇上。
再去镇上，管事的那人正在跟几个人打牌呢，眼睛盯着牌说：“等这把打完。”好不容易等他打完了，那人站起来，从包里抽出个塑料袋，上集市买菜去了。等他买菜回来，得到的答复还是，找你们村委会去。
不得已，我找了跑新闻的同事，同事辗转找到该镇一个分管文化卫生的女副镇长。女副镇长答应得很好，就是不解决，其间周折我也忘了，一筹莫展之际，我发了条微博，说了这件事。这条微博被一些影响力比较大的朋友转发，很快，舅姥爷的养女打电话来说，镇里派人来看他们了，答应马上帮他解决，同时也抱怨他们不该捅到网上，委屈地说：“我们不就打个小牌吗？”倒说得大舅姥爷很不好意思，转脸就骂那养女不该到处讲。
大舅姥爷从此可以顺顺当当去住院了，住了几回之后，他不肯再去，说他看了那住院单子，每次都要花一两万，虽然不要他掏钱，但那也是国家的，他这把年纪，不能这样糟蹋国家的钱。
大舅姥爷就那样在家里躺着，以微弱的生命力，与命运硬扛。与此同时，他周围的一些人，为谁家给他办丧事而争执不已——吾乡规矩，在谁家办丧事，收取的份子钱就归谁。舅姥爷这一生，不曾结婚生子，放出去的份子钱，可以一次收回，数目想来不少。
在那个春末，大舅姥爷终于将生命清零，他没有留下子女，也未曾听说有什么感情瓜葛，他这一生，活得像一块石头，唯一的意义，似乎只是在石头上留下风雨的痕迹。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是带着我的孩子去的。听到死讯时，我对儿子说：“你还记得前几天我们看望的那个太姥爷吗？”八岁的孩子眼皮都不抬地说：“他死了是吗？”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当时看到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可怜？”儿子说：“我们将来不都得这样吗？”
也是，我们将来都得这样，这也许是生命唯一的公平之处。
